周慧芳把最后一口糕咽下去，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赵总，债券第一期兑付是明年八月。缺口一百七十万，现在还剩多少？”
赵鑫看着她。
“新加坡那笔版税预购，三十万新元，折一百一十七万港币。谢导那边，《应》的欧洲版权卖了四十二万美元，他一分没留，全给了我，这笔钱折三百二十七万港币。加起来四百四十四万。”
他顿了顿。
“缺口没了。”
周慧芳愣了一下，然后露了个笑脸。
她笑得很轻，也很亮。
李国栋坐在她旁边，也跟着笑。
苏小曼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是明天要发的新闻稿标题。
她写金狮之后，《应》归国期未定，但种子已埋。
王志强和陈志文对视一眼，没说话。
但嘴角都弯着。
窗外，天已经全黑了。
凤凰木的轮廓融进夜色里，看不见那粒四点七毫米的骨朵。
但威叔知道它在那里。
他把它量进本子里，记在心里。
赵鑫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背对着十二个人，看着那片黑沉沉的片场。
远处，邵氏的片灯还亮着，嘉禾的还在，新艺城的也还在。
这个城市永不停歇，永远在拍新的电影，新的故事，新的快乐。
但他知道，从今夜开始，有些不一样了。
十二块糕分完了。
十二个人记住了。
那粒四点七毫米的骨朵，还在长。
他转身，面向长桌。
“谢导昨天来信，说周师傅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全了。他们回了一趟永宁镇。镇子还在。那棵榕树还在。周师傅蹲在树下哭了二十分钟，然后说够了。”
他看着桌上那几样东西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张国荣的笔记本。
“什么是够？”他问。
没有人回答。
他自己答。
“够就是，有人记得。”
长桌安静了很久。
顾家辉忽然开口。
“赵生，你刚才说周师傅说够了。我问你一件事。”
赵鑫看着他。
“您说。”
“我想问。”
顾家辉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慢慢擦着，“他记全了，然后呢？那些名字能做什么？那些名字背后的人，能回来吗？”
没人说话。
顾家辉把眼镜戴上。
“我今天在想一件事。新加坡那边，三千张碟卖完了。我收到一封信，是南洋大学一个学生写的。他说他祖父是福建永春人，一九二〇年下南洋，一辈子没回去过。他父亲在新加坡出生长大，不会讲闽南话。他更不会。但他听了我那张碟，哭了。”
他顿了顿。
“他哭的不是他祖父，也不是他父亲。他哭的是他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听那张碟，他忽然知道了一点点。”
黄沾在旁边接了一句。
“那一点点是什么？”
顾家辉看着他。
“是根。是他从没见过的根。是他以为早就断了的根。忽然发现，没断。”
许鞍华把眼镜重新戴上。
“老顾，你这话让我想起一件事。上个月我去新加坡，见了一个人。李光耀先生的幕僚。”
赵鑫抬头。
“他怎么说？”
许鞍华沉默了几秒。
“他说，新加坡建国十六年，最难的不是经济，不是国防，是认同。印度人、马来人、华人，各说各的话，各拜各的神。怎么捏在一起？”
“怎么捏？”
“让人知道自己是人。”
许鞍华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不是华人，不是马来人，不是印度人。是人。是人就要吃饭，就要养家，就要让孩子过好日子。就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就要知道，活着不只是活着，是活成一个人。”
顾家辉点头。
“这就是我那张碟在新加坡卖完的原因。那些人听的不是音乐，听的是自己。自己是人，人有来处，有归处。”
谭咏麟忽然插了一句。
“台湾呢？小蒋那边不是也…”
他顿了顿，没说完。
许鞍华替他接上。
“台湾去年开始，老兵可以回去探亲了。虽然还没正式开放，但有些人已经回去了。你们还记得那个台湾导演侯孝贤吗？他跟我说，他父亲是广东梅县人，一九四九年到台湾，一九八〇年去世。死之前，一直说想回去看看。没看成。”
她停了一下。
“侯孝贤说，他拍电影，就是替他父亲回去看看。”
张国荣轻声问“他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