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北。
左营眷村的水泥庙前，周大山蹲在地上和水泥。
他今天要把偏殿的台阶补一补，前几天下雨，冲垮了一角。
收音机搁在庙门槛上，开着，里头放着电台的新闻节目。
他一边抹水泥一边听，偶尔抬头看一眼庙里那三尊泥像。
关公。
妈祖。
杨六郎。
三十二年，他每天看，每天擦，闭着眼睛也知道哪个是哪个。
新闻播到一半，忽然停了。
播音员换了个语气，比平时慢，比平时重。
“行政院新闻局今日宣布，即日起，放宽对涉及南洋华人历史题材影片的引进审查。凡内容聚焦华人迁徙、家族记忆、文化传承，且无直接政治宣传意图者，可经专案申请后，在台湾地区商业影院公开上映。”
周大山手里的水泥刀停了。
他直起腰，看着收音机。
“另据消息，香港鑫时代影业出品的《槟城空屋》，已通过首批专案审查，预计将于十二月十日起，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地共七家影院同步公映。这将是三十年来，首部未经删减、完整呈现南洋华人历史的香港剧情片，在台湾地区作商业放映。”
水泥刀从他手里滑下去，砸在刚抹好的台阶上，砸出一个坑。
他没管。
他蹲在那里，手还保持着握刀的姿势。
三十二年。
他想起1967年寄出的那封信，只写了一行字：娘，儿在台湾，一切都好。
想起1978年寄出的那封信，也只写了一行字：娘，孙子会叫奶奶了。
想起1980年收到的那封回信，信封上盖着山东即墨的邮戳。
信纸只有半页，是堂弟代笔写的：大伯，奶奶1975年走了，走之前还念叨你。
他把那封信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
信纸边角已经磨毛了，折痕处裂了好几道口子。
但他记得每一个字。
收音机还在响。
“新闻局电影处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是对近期民间关于‘失忆世代’讨论的回应。‘我们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问：我们的阿公阿嬷是怎么来的？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认为，电影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
周大山站起来。
膝盖响了，比威尼斯那声响还响。
他走到庙门口，把收音机抱起来，抱在怀里。
“听见没有？”他对庙里那三尊泥像说。
关公没说话。
妈祖没说话。
杨六郎也没说话。
但他知道他们听见了。
台北市武昌街，真善美戏院。
吴念真站在售票窗口外面，手里攥着两份文件。
一份是《槟城空屋》的公映许可证复印件，下午刚拿到，还热乎着。
一份是他自己手写的排片计划，十二月十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每天三场。
早场十点半，午场两点半，晚场七点。
售票窗口后面，经理老陈戴着老花镜，把那两份文件看了又看。
“念真，这个许可证，是真的？”
“真的。我下午刚从电影处拿的。”
老陈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又戴上，再看一遍。
“不是拷贝？不是删减版？不是观摩展映？是正式商业公映？”
“正式。商业。公映。”吴念真一字一顿，“七家影院同步，台北三家，台中两家，高雄两家。”
老陈把文件放下，手按在上面，没说话。
他在这行干了三十四年，从1953年进戏院当售票员开始。
三十四年，他见过太多片子进来，太多片子出去。
删的，剪的，改的，禁的。
有的片子，进来的时候是九十分钟，出去的时候只剩六十二分钟。
有的片子，压根没进来。
“念真，”他说，“你知不知道这部片子讲什么？”
“知道。”
“讲南洋华侨，讲一九四二年，讲橡胶园，讲等了一辈子没等到的人。”
“知道。”
“这种片子，三十年前根本进不来。”
吴念真没说话。
老陈把眼镜戴上，又摘下来，又戴上。
“我阿公也是南洋回来的，”他说，“1925年从槟城来台湾，在基隆码头扛了三十年货。他走的时候我十五岁，他跟我说，这辈子最想回槟城看一眼，没回去。”
他看着那份许可证。
“这部片子，我替他看。”
十一月十六日，香港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量那簇花。
花瓣落了四片，还剩一片挂在枝头，摇摇欲坠。
他在本子上记：1981年11月16日，花期第十四天，最后一瓣。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
从怀里摸出周伯那封信，放在石板上。
“周伯，”他说，“花快落完了。”
谭咏麟走过来，蹲在他旁边。
他把那张船票复印件，放在信封旁边。
“台北那边，”他说，“《槟城空屋》十二月十号要上了。”
威叔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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