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转眼而过，1986年，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来了。《观止》杂志这一年依旧风头正劲。名气越做越大，全国各地寄来的投稿信堆成了小山，编辑们再也不用像创刊时那样，愁眉苦脸地四处求稿。年...蔡明从抽屉里抽出一盒烟，啪地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眯起眼打量着伍六一：“剧本没出来之前，筹备不能停。你让厂里先把美术、摄影、录音这几个组的骨干先拢一拢，特别是灯光和录音——咱们厂子老底子厚，可这几年新设备没跟上，得赶紧补。再有，演员这块，你心里有谱没？”伍六一没立刻答，只把随身带来的牛皮纸信封往桌上轻轻一放，信封边角已被摩挲得微微发毛。他解开绳扣，抽出一叠稿纸——不是打印稿，是手写的，蓝墨水字迹沉稳有力，每一页右下角都用铅笔标着页码，页眉处还密密麻麻写着小字批注：此处需红高粱漫山遍野，镜头低仰角；此处酒缸要青灰粗陶，釉面带裂纹；此处唢呐声起前，先压三秒环境音，只留风过秫秸垛的窸窣……蔡明接过稿纸，没急着看正文，先翻到最后一页，目光落在末尾一行小字上：“本片核心人物关系图及时代坐标简表（1938—1945）”。他抬眼，声音低了半分：“你连年份都锁死了？”“嗯。”伍六一端起桌上凉透的茶杯，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1938年秋，日军进犯胶东，高密东北乡沦陷。故事从这年腊月开始，到1945年夏结束。八年，不是虚写，是刻在人物骨头缝里的八年。”蔡明点点头，终于翻开第一页。他读得极慢，指腹在纸面上缓缓移动，偶尔停顿，眉头微蹙，又倏然舒展。读到“九儿出嫁那日，轿子行至十八里坡，抬轿汉子余占鳌突然掀开轿帘，一把攥住她手腕——她腕骨细，却硬，像根没韧劲的青竹”，他手指一顿，抬头看了伍六一一眼，没说话，继续往下。读到“日本人烧了烧锅，九儿跪在焦黑灶台前，用瓦片刮下最后一勺糊锅巴塞进嘴里，咽下去时，喉结上下滚动，像吞了一块烧红的炭”，蔡明喉头也跟着动了一下，放下稿纸，长长吁出一口气：“这个女人……不是哭哭啼啼的苦命人。”“她不是。”伍六一接得干脆，“她是地里长出来的，不是庙里供出来的。她哭，但不哀；她恨，但不怨；她死，也不跪着死。”蔡明沉默片刻，忽然笑了：“好！就冲这一句，我明天就去文化局跑批文。抗日题材，主旋律，正能量，民族气节——这帽子戴得端端正正，谁挑得出刺？”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不过，你心里清楚，真正要过的不是文化局那关，是审查组那关。那帮人最怕什么？怕‘情欲’二字沾上边，怕‘土匪’二字擦着边，怕‘民间武装’四个字没挂上党旗。”“我知道。”伍六一语气平静，“所以剧本里，余占鳌的队伍，不叫‘抗日游击队’，叫‘十八里坡红高粱汉子队’；他们不喊口号，只吼酒令；他们没番号，只有酒坛子上用朱砂画的歪斜‘高’字——高密的高，高粱的高，也是高傲的高。”蔡明愣住，随即拍案而笑：“妙！既真，又巧！真在骨子里，巧在皮面上！”他猛地坐直身子，“这样，你三天之内，把人物小传、分场大纲、关键场景的详细描述，全给我交齐。我亲自带着去文化局，找张副局长——他跟我喝过三年高粱酒，认得酒味，更认得人味。”伍六一刚应下一个“好”字，办公室门被敲了两下，没等应声，门便推开一条缝，探进一颗扎着羊角辫的小脑袋。是厂里文书科新来的小姑娘，脸蛋红扑扑的，手里攥着一张折叠的信纸。“蔡厂长，门口……门口来了位老先生，说找伍主编，递了这个。”她把信纸双手递进来，眼睛偷偷瞄了伍六一一眼，又飞快垂下，“他还说……说您看了就知道是谁。”蔡明疑惑地接过，展开信纸——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行竖写的钢笔字，墨色浓重，力透纸背：**“红高粱熟时，莫忘酿一坛，敬天，敬地，敬不死的魂。”**伍六一盯着那行字，呼吸微滞。这字迹他太熟了——不是覃伯惯用的瘦金体，而是早年在鲁艺教书时随手批改学生作业的草隶，横画如犁沟，捺脚似刀锋，每一笔都带着黄土高原的干冽与倔强。他指尖轻轻抚过纸面，仿佛能触到那墨迹里未散的体温。蔡明见他神色骤变，也凑近细看，忽地倒吸一口冷气：“这……这是老校长？！覃……覃伯光？！”伍六一没答，只把信纸小心折好，贴身收进衬衫内袋。布料熨帖地覆在心口，那行字便如烙印般烫着皮肤。蔡明不再多问，只重重拍了拍他肩膀：“行，这事我给你兜着。剧本、人、钱、设备，厂里全力支持。但有一条——”他目光灼灼，“你得答应我，这片子，必须让咱们厂自己的摄影师掌机。老周，周永康，你记得不？当年给你《黄土地》做副摄的那个，现在是厂里首席摄影指导，脾气臭，但眼睛毒，手上功夫，全国排前三。”伍六一当然记得。周永康不爱说话，见面只点头，拍戏时蹲在监视器前能一动不动两小时，看回放时会突然伸手按暂停，指着画面里一根晃动的麦秆说：“这风向不对，九儿头发该往左偏三度。”——后来伍六一才知道，那天外头根本没风，是道具组不小心碰歪了风扇角度。“我信他。”伍六一颔首，“但还得加一个人。”“谁？”“张一谋。”蔡明眉毛一扬：“那个写《透明的红萝卜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