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子上，像一粒粒干瘪的高粱籽。那时候，我左手背，也是这么青着。”屋内彻底安静了。巩莉慢慢收回手，转身靠着墙，把额头抵在冰凉的水泥墙上。眼皮发热，可她咬住下唇，没让眼泪掉下来。走廊尽头，一扇窗户开着，风吹进来，掀动挂在衣架上的蓝布工作服下摆。她看见衣襟内侧，用黑线歪歪扭扭绣着两个字：余记。是伍六一亲手绣的。针脚粗硬，像犁过旱地的铧。她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他不要刘大庆、不要方舒，哪怕她们演过百部电影，拿过七次金鸡奖。因为她们的皮肤太光滑，眼神太澄澈，连皱纹都长得太规矩。而余占鳌的女人，得是能踩碎高粱秆、能舔舐伤口血痂、能在男人倒下时自己站成一片高粱地的人。她摸了摸自己左脸颊——那里有块小时候摔的浅疤，不明显，可笑起来会牵动一道细纹。她咧嘴，对着虚空无声笑了笑。这时，办公室门猛地被推开，伍志远探出头，一眼看见她，愣了：“巩莉？你怎么在这儿？”她挺直腰背，声音不大，却字字清亮：“张师傅说我疤像高粱籽，准我进门了。”伍志远怔住，随即大笑，侧身让开：“快进来！伍老师正念叨你呢！”她跨过门槛，目光第一时间落在办公桌后那人身上。伍六一正低头写着什么，鬓角沾着一点灰白色的粉笔末，像是刚从黑板前转过身。他没抬头，只是左手食指在桌面轻轻敲了三下——笃、笃、笃。像高粱秆在风里撞着另一根高粱秆。巩莉没动。她知道这是什么。那是《红高粱》原著里，余占鳌第一次见九儿，在高粱地边用石子敲击酒坛的节奏。三声之后，他终于抬眼。目光撞上的一瞬，巩莉没眨眼，也没笑，只是把右脚往前挪了半寸，鞋尖微微外撇，重心沉向左胯——这是山东农村姑娘挎着篮子走路时最自然的姿态。伍六一看着她脚尖，忽然问：“你会酿高粱酒吗？”“不会。”她答得干脆。“那你会烧酒吗？”“不会。”“会蒸馍吗？”“不会。”伍六一搁下笔，从抽屉里取出一只粗陶酒碗，碗沿豁了米粒大的缺口。他拎起桌上保温桶，倒了半碗浑浊酒液，酒面浮着一层细密泡沫，散发出浓烈酸甜的酵香。“喝一口。”她没犹豫，端起碗，仰头灌下。酒液灼辣，像吞下一把烧红的麦芒，一路烧到胃里，额角瞬间沁出细汗。她放下碗，喉结上下滚动一下，吐出两个字：“不够烈。”伍六一盯她三秒，忽然起身，绕过桌子，走到她面前，伸手捏住她下巴，拇指用力擦过她下唇——那里被酒液浸得发红，微微肿起。“明天早上五点，”他松开手，声音哑得厉害，“厂后酒坊。带条毛巾，一条旧裤子，一双能踩烂泥的鞋。别洗脸，别梳头，别擦胭脂。”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她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袖口，那里磨出了毛边，露出一小截结实的小臂。“记住，”他一字一顿，“从今往后，你不是巩莉。你是九儿。是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红高粱地里，自己长出来的。”门外，天光已破晓。远处高音喇叭正播放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晨间新闻，女播音员字正腔圆：“……今日上午九时，六一慈善基金会将在京召开首次全国性救助工作会议，伍六一同志将作主旨发言……”声音混着晨风钻进来，撞在满屋酒气上，嗡嗡作响。巩莉没应声，只默默解下自己辫梢的红头绳，随手系在窗框上——那截红绳在晨光里微微颤动，像一穗初绽的、不肯低头的高粱。伍六一望着那抹红，忽然从抽屉深处掏出一枚铜钱，正面“乾隆通宝”，背面铸着模糊不清的云纹。他把它放进她掌心，铜钱尚带体温。“拿着。”他说，“这是我在高密老家井底捞上来的。那口井，三十多年前，九儿的娘就是跳进去的。”她攥紧铜钱，边缘硌得掌心生疼。窗外，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斜斜劈开排练厅顶棚积年的灰尘——无数金色微尘在光柱里狂舞、升腾、碰撞，仿佛千军万马踏过干裂的大地，扬起遮天蔽日的赤红烟尘。她低头，看见自己映在酒碗里的脸。眉骨更高了，眼神更硬了，嘴角绷着一道从未有过的、近乎凶悍的弧度。那不是巩莉。那是风过处，高粱齐刷刷弯腰，又齐刷刷挺直时，穗子甩向天空的那一道弧光。她抬起头，迎着伍六一的目光，终于开口：“导演，余占鳌什么时候来？”伍六一没答，只是抬起手，指向窗外。她顺着望去——远处酒坊顶棚烟囱正冒出第一缕青烟，细而直，倔强地刺向澄澈蓝天。烟雾尽头，朝阳正喷薄而出，光芒万丈，将整片厂区染成一片浩荡赤金。像一万顷高粱，在火里燃烧，却越烧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