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的规划。”杨定军用布巾擦干脸，在桌边坐下，“整个码头和集市，要重新设计。”
玛蒂尔达在他对面坐下，手轻轻放在腹部：“听起来是大事。”
“是大事。”杨定军看着她，“我没做过这么大的事。”
妻子笑了。那笑容很温柔，带着某种了然：“你十五岁的时候就说要改良水车，当时也说没做过。后来水车转起来了，浇灌的田地多了三十亩。”
“那不一样。”杨定军摇头，“水车只是一个机械，坏了可以修，不行可以重做。但城市规划……那是一旦建下去，几十年上百年都改不了的东西。如果规划错了，将来会有几百上千人因为我的错误而受苦。”
他想起那些被洪水冲垮的建筑。如果当初码头建得高一些，如果排水沟挖得深一些，如果房屋的朝向避开主要的水流方向……也许损失就不会这么大。
而现在，他要为未来的几十年做决定。
玛蒂尔达沉默了片刻。她伸手握住丈夫的手——那只手上还带着磨破的痂和洗不掉的泥渍。
“我父亲，”她轻声说，“林登霍夫伯爵，他做决定的时候，只考虑两件事：第一，对自己家族有没有利；第二，对维持统治有没有用。他从不会想，这个决定对几十年后的人会有什么影响。”
她顿了顿：“但你会想。这就是为什么父亲和哥哥把这事交给你。”
杨定军看着妻子。玛蒂尔达的眼睛是浅褐色的，像秋天森林里的泉水。这双眼睛见过城堡里的权谋，见过领地里的贫苦，也见过洪水来临时人们拼命垒堤的样子。
“我怕做不好。”他诚实地说。
“那就做到最好。”玛蒂尔达松开手，重新拿起针线，“你不是一个人。父亲和哥哥会帮你把关，藏书楼里的书会给你指引，还有……”她摸了摸腹部，“这个小家伙，会在你熬夜画图的时候提醒你该休息了。”
杨定军笑了。这是洪水以来，他第一次真正地笑。
接下来的三天，杨定军把自己关在藏书楼里。
他先从父亲那几本“特殊笔记”开始。笔记是用炭笔写在鞣制过的羊皮上的，字迹有些潦草，还有些奇怪的符号和图形。杨定军这些年断断续续学过一些简体字，但认起来还是很吃力。
有一页上画着个奇怪的图形：几条平行的线，中间标着数字，旁边写着“道路横断面”。下面有注释：“车行道宽十二尺，人行道两侧各六尺，排水沟深两尺……”
另一页画的是“排污管道系统”，有主管道、支管道，还有标注着“检查井”的圆圈。旁边小字写着：“坡度不小于千分之三，防止淤积。”
还有一页让杨定军看了很久——那是一张“码头功能区划图”。图上把码头分成装卸区、仓储区、检疫区、办公区，每个区域用虚线隔开，旁边写着每种功能需要的面积和设施。
这些图纸和注释，像是另一个世界的碎片。那个世界里，人们建城市之前会先画图，会计算，会考虑几十年后的事情。而在杨定军生活的这个世界，大多数城镇都是自然生长的——哪里有空地就盖房子，路走多了就成了街道，脏水往低处流就是排水。
但现在，父亲要他做那个先画图的人。
第三天下午，杨保禄来了。他带来一张新绘的实地测量图——是洪水退去后，带着“远瞳”队重新勘测的地形数据。图上标注了高程、坡度、土壤类型，还有几处被洪水冲刷出来的地下泉眼位置。
“这些泉眼以前不知道，”杨保禄指着图上的标记，“水退了才露出来。如果规划时不避开，将来建了房子地基会不稳。”
杨定军接过图，和自己这几天整理的资料对比。他发现一个问题：父亲笔记里的理想方案，和现实的地形、资源、人力条件，中间有很大的差距。
比如，笔记里说“主干道宽度不应小于二十尺”。但按现在的测量，如果要修这么宽的路，需要削平一个小土坡，多动用至少五十人干十天。而他们只有三百劳力，还要同时建码头、修房子、埋管道。
又比如，排污管道需要烧制的陶管。但庄园的陶窑产能有限，全部用来烧管子，就没法烧盖房需要的瓦片。
“得取舍。”杨定军喃喃道。
“什么？”杨保禄问。
“没什么。”杨定军摇摇头，“哥，你帮我个忙。找几个老庄客，还有马龙大叔、康拉德他们，我想问问——在集市做买卖，最需要的是什么？码头装卸货物，最怕的是什么？”
杨保禄看着他，笑了：“你开始知道问人了。以前你做实验，都是自己闷头搞。”
“这次不一样。”杨定军说，“这次不是做实验，是建一个要让大家生活的地方。得知道大家要什么。”
第四天晚上，杨定军抱着一堆草图和笔记回到住处时，玛蒂尔达已经睡了。
他轻手轻脚地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