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军打开一罐。里面是半透明的淡黄色颗粒，在冬日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这是什么？”弗里茨凑过来。
杨定军没立刻回答。他拈起几粒，在指尖碾了碾，凑近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熟悉又陌生的气味。
“糖。”他说，“粗砂糖。”
他想起父亲提过，这个时代欧洲的糖价比黄金还贵，从阿拉伯商人手里辗转进口，主要给贵族当药用。但这不是甘蔗原糖——颜色、颗粒形状都不像。他翻出马可附带的信，羊皮纸上用蹩脚的拉丁文写着：
“……从阿马尔菲商人处购得。据云产自大马士革，以甘蔗汁熬炼，滤去杂质，反复结晶七次。当地人谓之‘蜜雪’。市价极高，不敢多购，仅得十二罐。另附甘蔗苗五株，已包裹妥善，活否未知……”
杨定军放下信，看向箱子角落。那里躺着几个细长的草编筒，筒口糊着泥，隐约能看见干枯的根须。
他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父亲十几年前就在找甘蔗，找棉花，找大豆。大豆至今还没着落——马可几年前带着定金出发，至今音讯全无。棉花更是连影子都没见过。而现在，五株半死不活的甘蔗苗躺在木箱里，刚从两千公里外的东方运来。
“把苗送到后山暖房。”他对弗里茨说，“跟保师傅说，这比他的命还金贵。”
十二月初，玛蒂尔达生了。
那天杨定军正在小广场盯着最后一批石板铺装。台阶已经完工，三级台面，每级高半尺，青石表面凿了防滑的斜纹。广场地面铺到西北角，还差三十几块石板就能合龙。
弗里茨跑来报信时，他手里还攥着水平尺。
“二少爷！少奶奶生了！”
水平尺掉在地上，尺身磕在石板上，木框裂了一道缝。杨定军转身就跑，靴底在刚铺好的广场上打了个滑，膝盖磕在台阶边缘，疼得眼前发黑。他没停，爬起来继续跑。
内城的家门外站着好几个人。杨保禄在廊下踱步，眉头拧成疙瘩。老管家刘伯端着一盆热水，盆沿搭着白布，正往屋里送。屋里传来玛蒂尔达压抑的呻吟声，一声一声，像钝刀子割肉。
杨定军想冲进去，被杨保禄一把拽住。
“产婆在里面，父亲也在。”杨保禄的声音很低，“你进去添乱。”
杨定军挣了一下，没挣开。他靠在门框上，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砸得耳膜生疼。
等待像被拉长的影子。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一刻钟，也许半个时辰——屋里忽然传来婴儿的啼哭。那声音细弱，像刚出壳的雏鸟，颤巍巍地扎进空气里。
杨定军挣开哥哥的手，推门进去。
玛蒂尔达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额头汗湿的金发黏成几缕。她怀里抱着个小小的襁褓，听见脚步声，抬起眼看他。
那眼神里有疲惫，有欣喜，还有一些他说不清的东西。
“是个闺女。”她的声音很轻。
杨定军走到床边，俯身去看那个襁褓里的小脸。婴儿的眼睛还闭着，皱巴巴的皮肤泛着红，鼻子只有黄豆大，嘴唇微微翕动。她那么小，小到杨定军不敢伸手去碰。
“她……”他张了张嘴，喉咙发紧，“她怎么不睁眼？”
“刚生下来都这样。”杨亮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老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净了手，站在窗边，看着儿子一家三口，“你生下来的时候，三天才睁眼。”
杨定军没回头。他蹲在床边，握住玛蒂尔达伸过来的手，眼睛还盯着那个小襁褓。
“她有名字吗？”玛蒂尔达问。
杨定军想了很久。
他想起去年冬天，父亲在书房里翻族谱，说杨家这一辈女孩排“宁”字。杨宁这个，杨宁那个，写了满满一张纸，最后都没定下来。
“宁。”他说，“宁静的宁。”
玛蒂尔达轻轻念了两遍：“杨宁……杨宁。”
婴儿忽然动了一下，细小的手指从襁褓边缘探出来，攥住杨定军的一根手指。那触感软得不可思议，像捏着一团温热的云。
杨定军低下头，额头抵在玛蒂尔达的手背上。
他没哭。他只是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安静地停下来了。
小杨宁出生后的第三天，杨定军又回到了工地。
不是不想多陪，是实在放心不下。广场只剩收尾，排水沟要赶在上冻前做完最后一段衔接。码头那边新来了一批货，吊装架操作手还不熟练，前天差点把一箱玻璃器皿摔了。
他每天清晨出门，天黑了才回来，靴子上永远沾着泥浆和石灰渍。玛蒂尔达从不抱怨，只是每晚都留着堂屋的灯，把他换下的湿靴子放到炉边烘着。
杨宁很乖，吃完奶就睡，醒了也不大哭，只是瞪着眼睛四处看。杨定军有时半夜醒来，会趴在摇床边看很久。女儿的眼珠是浅褐色的，像玛蒂尔达，瞳仁里映着油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