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头碰头地算着账，越算越兴奋，越算越觉得“钱”途光明。
窗外的京城已经沉入夜色，胡同里偶尔传来自行车的铃声和邻居家收音机里模糊的样板戏唱段。
在这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在这个几乎所有商品都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们发现了一条缝隙，一条充满风险却也可能带来希望的缝隙。
赵建军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起白天那个买烟的高个子青年，想起他漫不经心掏出钱的样子，想起他脚上那双锃亮的皮鞋。
一种复杂的情感在胸腔里翻腾，是羡慕？是嫉妒？还是对自己靠这种方式赚钱的羞愧？
他翻了个身，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照在桌上那摞钱上。
赵建军突然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人呐，得站着活。”父亲是站着活的，一辈子没弯过腰，最后却在这个混乱的年头，因为不肯诬陷老上级，隔离审查了。
“爸，对不起。”赵建军对着黑暗喃喃自语，“我得先活着，才能站着。”
第二天，三人再次出发。经过前一日的历练，他们从容了许多。
赵建军甚至学会了简单的推销话术：“这烟劲儿足，抽一根顶国产烟两根”“外交部的朋友捎来的，绝对正宗”。
在东四牌楼附近，他们遇到了第一个“回头客”正是昨天那个高个子青年。
“嘿！是你们啊！”高个子显然还记得他们，“你这里还有希尔顿吗？来两包。昨儿那烟拿回去，我爸都说好。”
赵建军心里一动：“您父亲也抽这个？”
“可不嘛，老头子就喜欢外国烟，可不好弄。”高个子压低声音，“你们要是能弄到‘万宝路’，有多少我要多少，价钱好说。”
这笔交易让三人意识到，他们无意中触碰到了一个隐秘的需求。
至于有多少要多少，在见识到了倒爷的实力后，也不敢相信客户的话了，客户真买不起倒爷一仓库的货。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些东西不仅仅是消费品，更是身份和关系的象征。
外国香烟如此，其他“稀罕物”呢？
接下来的日子里，三人的“生意”越来越顺。
他们逐渐摸清了规律：礼拜天上午去颐和园、北海，那里常有干部子弟聚会。
下午去王府井、大栅栏，外地来京的有钱人多。晚上则去老莫餐厅附近，那里是京城时髦青年的聚集地。
大半个月后，三人再次聚在一起算总账。这个月，他们卖出去四百多包烟，利润高达六百多元。当赵建军报出这个数字时，屋子里安静得能听到心跳声。
每人能分两百块钱，一个月两百块钱那是比一个高级干部的工资还高。
赵建军却显得忧心忡忡：“树大招风。咱们这个月跑的地方太多，我总觉得有人盯着。”
“怕什么，咱们一不偷二不抢......”卫涛话说一半，自己先停住了。他们这种行为，在那个年代，算不算“投机倒把”？谁都说不清。
“建军说得对。”老阚沉思片刻，“得想个更稳妥的办法。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三人的脸色瞬间变了。赵建军迅速把钱塞进墙缝，老阚把账本扔进炉子，卫涛则假装在抓跳蚤。
敲门声不紧不慢，很有规律。
赵建军深吸一口气，走到门边：“谁啊？”
“你们仨是不是又背着我喝酒吃肉了？”胖子的声音在门外响了起来。
三人重重的舒了一口气，赵建军打开房门，“胖子，你咋又来了？胖婶不让我们跟你一起玩。”
胖子推开赵建军，走进屋里熟门熟路的打开柜子瞧了瞧，“哟呵！还有西凤酒，咱们去吃涮肉喝了它，我今儿发工资了。”
“胖子，要节约，知道吗？你那点工资攒着娶媳妇，馆子就别下了，这酒也是留着过年喝的。”
“你们看不起我？觉得我工资少。”胖子气呼呼的又说道：“那，你们请我下馆子吧？”
赵建军鄙视的看着胖子，“你是怎么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来的？”
胖子大声的说道：“你居然说我不要脸，等二傻子知道你们挣钱了，你们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要脸了。”
赵建军搂着胖子的肩膀，“把小孩的摩托车给我们用呗？你上个班哪有时间骑。”
“你可拉倒吧！你丫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想臭嘚瑟。老阚，你得管管他。”
老阚撇了撇嘴，“你俩差不多，有两钱就想去外面溜达，不花完，睡觉都不踏实。”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阚，挣钱不花，我挣它干嘛？”
卫涛笑了笑，“我们跟你比不了，胖婶和徐叔的工资能给你花，可我们现在什么都只能靠自己，只能节约。”
胖子撇了撇嘴，“不去算了，好几个大飒蜜还等着，我只能自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