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安已经计划好，有空就去有关部门反映，还要让更多人知道。

    这样才会有人找他谈话，他才能占主动权，钱他可以不要，但可以借机提要求把爷爷的案子了了，也了了他心头的疙瘩。

    从市公安局出来，陈之安没有回家。他站在寒风凛冽的街头，微微眯起眼睛，看向另一个方向——人民法院。

    平反文件在手，三千元补偿金在怀，爷爷的血债申诉材料也已递出，但这还不够。

    父亲留下的“诚实罐头厂”那笔股份和定息的旧账，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去碰一碰。

    走进法院的大门，一股与公安局截然不同的肃穆感扑面而来。

    高大的廊柱，光滑的水磨石地面，墙上悬挂的国徽，都透着法律的庄严。

    这个年代，普通老百姓对法院是陌生而敬畏的，主动来打官司的更是凤毛麟角，尤其还是告一个国营大厂。

    陈之安按照指示牌找到民事审判庭的接待窗口。

    窗口后面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看起来有些书卷气的男法官，正在低头看卷宗。

    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到陈之安，脸上露出职业化的平静：“同志，什么事？”

    “法官同志，您好。我想起诉。”陈之安开门见山。

    “起诉？起诉谁？什么事由？”法官放下手里的卷宗，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

    这年头，来法院的要么是喊冤的，要么是严重的伤害赔偿，像这样直接来起诉的，不多见。

    “起诉京城红星罐头食品厂。”陈之安清晰的吐出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