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的具体日期和法院地点。

    几天后，陈之安接到了老先生打到干校的电话，语气兴奋：

    “小陈同志，校领导和系里都批准了！到时候，我会带大约三十名法律系的新生去旁听！

    这可是恢复高考后，北大法律系第一次组织这样的现场教学活动！你要好好准备！”

    “一定！谢谢老师！也欢迎同学们！”陈之安放下电话，心潮澎湃。

    北大师生的旁听，无疑给这场本就备受关注的诉讼，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无形中提升了案件的严肃性和影响力。

    仔细盘算着罐头厂那笔账。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按照当年合营时的资产评估折算，股本金额大约在三十万元左右。

    年息五厘，十年下来，利息也有十五万。本息合计四十五万，这在七十年代末，无疑是一笔令人瞠目结舌的巨款。

    国营罐头厂一年的利润可能都没这么多，更不可能轻易拿出来。

    法院方面，即便认定罐头厂有责，也绝无可能当庭判决支付如此巨额的款项。

    那会引发轩然大波，甚至可能影响“稳定”，因为这样的事不在少数。

    所以，陈之安判断，庭审很可能会在辨明基本事实形成一定舆论压力后，进入“庭中休庭”或“建议调解”阶段。

    由法院出面，组织双方协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这恐怕也是法院高层乐见其成的结果——既宣传了法制，又“妥善”处理了棘手的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