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从合同法的角度看，他站得住脚。但这是五十年代的合同，牵涉面太广了。”

    “下午的庭审，我们还是要引导重点回到合同纠纷本身。”

    审判长做了决定，“至于历史遗留问题，可以建议他们庭外协商解决。”

    他们不知道，此刻的陈之安正站在法院走廊的窗前，望着远处那片熟悉的长安街。

    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份比合营合同更加致命的文件——那张1953年由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所有权证》。

    “爷爷，您当年买下的地，我今天要拿回来。”陈之安在心里默念，“我要让陈诚一家人眼红……”

    下午的庭审继续。

    被告方罐头厂的法律顾问显然调整了策略，他开始强调国有资产的神圣性：

    “审判长，红星罐头厂如今是拥有八百名职工的国营企业，每年上缴利税近百万元。

    陈先生追索个人股权，实际上是在要求分割国有资产，这与我国现行法律和政策是相悖的。”

    “反对！”陈之安第一次举手发言，“审判长，被告代理人偷换概念。

    我要求确认的是1956年合营合同的有效性，以及合同项下我方应得的权利。

    这与‘分割国有资产’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我从未要求分割国有百分之五十的资产，我提起的诉求的是归还私有的那部分资产。”

    审判长点头：“原告意见成立。被告代理人，请围绕合同本身发表意见。”

    被告代理人略显尴尬，但仍然坚持：“即便合同有效，但在特殊历史时期，企业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陈先生的主张缺乏现实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