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的阿图拉大酒店顶楼套房，洋溢着孩子们的欢笑和温暖的气息。
客厅里，基拉默不作声地操作着手机，将一段志愿者发来的视频，投映到墙面的幕布上。
画面一开始，就是一片令人揪心的泥泞山路。雨水把红土路泡成了黏稠的沼泽。
一个身影出现在镜头里，让客厅里的欢声笑语瞬间消失了。
那是一个女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但生活的重压让她显得更苍老。她的双腿严重扭曲变形，以一种几乎不可能的角度弯曲着，根本无法正常站立行走。
她就用这双残疾的腿，以一种近乎爬行的蹒跚姿势，背着一个藤条编制的巨大背篓，里面装满了一种植物的藤蔓，像一座小山压在她佝偻的背上。
她每“走”一步，膝盖和扭曲的脚踝都深深陷进泥里，再费力地拔出来，全身剧烈地颤抖，汗水混着雨水流进她紧咬的牙关。
更让人心碎的是，她旁边跟着一个约莫十岁、瘦小得像豆芽菜的小女孩。女孩也背着一个不合比例的大背篓，踉踉跄跄，努力跟上母亲的“速度”。
拍摄的志愿者是个年轻小伙子，他立刻冲上去，声音都变了调：“大姐！我来帮你！这太重了！”
女人停了下来，喘着粗气，抬起头。
镜头拉近，那是一张被日晒和贫困刻满痕迹、却异常平静的脸。她摇了摇头，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不用，年轻人，”她声音嘶哑，但很清晰，“你今天帮了，明天的日子，还不得我自己扛。”
她拒绝了志愿者帮她背那个最大的包袱，只允许他把女儿背上的背篓接了过去。
小女孩感激地看了志愿者一眼，那双过早懂事的大眼睛里，有怯懦，也有一丝光亮。
接下来短短一段正常人五分钟就能走完的泥泞坡路，这对母女走了整整半个小时。
镜头忠实地记录着女人的每一次挣扎，每一次几乎要摔倒又强行稳住，指甲因为用力抠进泥土而满是污垢。小女孩时不时想回头搀扶，都被母亲用眼神制止。
路的尽头，是一个几乎不能称之为“房子”的遮蔽所。用发黑的枯草、树枝和零碎的塑料布搭成，低矮，潮湿，仿佛一阵稍大的风就能吹散。
当女人用残疾的手艰难地掀开当作门帘的破布时，镜头后的志愿者，连同套房里所有观看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屋里，一个更老迈的女人听见声音，用同样严重变形、无法伸展的手肘支撑着，颤颤巍巍地“挪”出来。她的双腿情况更糟，完全无法承力。她是女人的母亲，孩子的外婆。
“有客人来了？”老妇人咧开嘴，努力想笑，露出稀疏的牙齿，那笑容里有天然的善意，也有长年痛苦磨砺出的麻木。
小女孩飞快地钻进昏暗的屋里，不一会儿，双手捧着一小把水果出来，怯生生地递给志愿者。那是这个家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
老妇人看着，眼里闪过歉疚，她用那双像枯树枝一样蜷曲变形的手，笨拙地夹起地上的一根木棍，支撑着自己，一点一点“蹭”到院子里一棵瘦小的果树旁，试图敲打上面仅存的几颗果子。
女人放下背上小山般的杂物，甚至没怎么休息，就摸出一把旧镰刀，又要出门。
志愿者拦住她问，才知道，老妇人最近残疾的腿疼痛加剧，完全无法劳作，家里所有的活计，种那一点点贫瘠的坡地、喂养家畜、砍柴、担水、洗衣做饭、照顾一老一小，全都压在了这个同样残疾的女人身上。
镜头跟着女人来到屋后的小坡。
她弯下腰，用那双扭曲、使不上力气的手，握住镰刀，一下，一下，极其缓慢又无比执着地割着青草。
每割几下，她就要停下来，用手背抹去流进眼睛的汗水，或者用力捶打自己变形疼痛的腰腿。
终于，志愿者忍不住了，声音带着哽咽：“大姐……这么难的日子，你有没有……有没有觉得实在扛不住的时候？”
女人割草的动作停了停。她望着远处雾蒙蒙的山，沉默了好一会儿。
“有。”她声音很低，“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志愿者轻声问。
女人的回答，让套房内所有观看者的心，被狠狠攥紧了。她平静地说：“护国公……林风首相当选的那天。”
不是怨恨，而是陈述一个时间坐标。
她人生中最黑暗的丧父之痛，与这个国家新生的希望起点，重合在了一起。
志愿者沉默了很久，才问出最后一个问题：“那……是什么力量，让你还能这么……这么坚强地过每一天呢？”
这一次，女人转过头，看向了镜头方向，或者说，看向了旁边正在小心翼翼整理杂草的小女儿。
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一种清晰无比的光芒，那光芒叫“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