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鉴于其女叛锅行径，该同志即日起停职审查。

    母亲去面包房的路上，被人堵在街角。几个女人指着她骂：“卖锅贼的妈，还有脸出来！”她跑回家，再没出过门。

    街坊邻居见了他们就躲，躲不开就吐口水。有人在门口泼油漆，有人往窗户里扔石头。

    父亲后来中风了，倒在雪堆里，一天后才被人发现，早冻僵了，送医院，没救过来。

    母亲搬走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

    这些事，安娜是在监狱里听说的。

    说这些话的人，是那个替伊戈尔来传话的中年男人。他隔着玻璃，脸上带着笑。

    “安娜小姐，只要你点头，一切都可以回到从前。你出来，继续当你的军官，你父母的待遇也恢复。没人会再提这件事。”

    她点了头，就能回到从前。

    她没点。

    她站起来，走回牢房。

    五年。

    她本以为自己会恨。恨那个公子哥，恨他爹，恨那个把她送进监狱的检察官，恨那些在法庭上作证的“战友”。

    但走着走着，她发现自己没力气恨了。

    累。

    太累了。

    十九岁进去，二十四岁出来。

    五年里她在单人牢房里待了四年半。不是因为她闹事，是因为“叛锅罪”的犯人不能跟其他人关一起，怕她“传播有害思想”。

    刚开始她还申诉。写材料，找狱警，托人递信。写了几十封，一封回音都没有。

    后来不写了。没用。

    五年里她想过无数遍，如果当时点了头，现在会是什么样。

    可能还是军官，可能已经升了上尉，可能拿了更多勋章。可能她爸没中风，她妈不用被人骂“卖锅贼的妈”。可能他们一家还能坐在餐桌前，吃一顿温馨的圣诞晚餐。

    但也可能，她早就不是自己了。

    监狱里有个老犯人，偷东西进来的，判了八年，跟她关在同一层。老太太头发全白了，牙掉了好几颗，说话漏风。每次见她都念叨：

    “姑娘，人这一辈子，就活一个‘自己’。你要是把自己弄丢了，就算在外面，也是个空壳子。”

    她那时候听不懂。

    后来慢慢懂了。

    五年后，十二月二十三号，圣诞前夜。

    她二十四岁，从监狱大门走出来。

    外面下着雪，不大，细细碎碎落在肩上。她穿着灰色棉袄，监狱发的，不合身，袖子长出一截。站在门口，看着空荡荡的马路。

    没人来接。

    她站了十分钟。雪把头发染白了，肩头落了一层薄薄的白。路上偶尔有车开过，溅起泥水，没有一辆停下来。

    然后她转身往火车站走。

    候车室里，她抬头看见墙上的通缉令。

    娜塔莎。二十六岁。偷窃，抢劫，越狱。

    她盯着那张模糊的照片看了很久。二十六岁，大眼睛，圆脸，头发乱糟糟的。跟自己一点儿也不像。

    但她心想，这名字不错。满大街都是，不扎眼。

    她去售票窗口，买了一张去西部边境的票。

    从那天起，她叫娜塔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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