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有火车站，但不能去。那里肯定有人盯着。马赛也有港口，但太明显。

    她在地图上找到一个叫格勒诺布尔的小城。有火车站，但不属于干线，监控应该少一些。

    她买了张去格勒诺布尔的大巴票，凌晨四点发车。

    等车的两个小时，她坐在候车室的角落，盯着门口。

    没人进来。

    凌晨四点，大巴来了。她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继续盯着窗外。

    天亮的时候，车到了格勒诺布尔。

    她下车，走进一家超市，买了一些食物和水，换了一身衣服。然后找了一家不需要身份证的小旅馆，付了现金，住进去。

    房间在三楼，窗户对着一条小巷。她拉上窗帘，坐在床上，终于松了一口气。

    ......

    三天后，她用一本假护照，登上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

    护照上的名字叫叶卡捷琳娜·莫罗佐娃，三十一岁，工程师。

    安检的时候，边检看了她一眼，盖章，放行。

    飞机起飞的时候，她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心想，总算逃出来了。

    伊斯坦布尔，法提赫区。

    她租了一间公寓，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里。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不会说殷语，收了现金就走了。

    公寓不大，但干净。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对着邻居家的墙，什么都看不见。

    她觉得挺好。看不见别人，别人也看不见她。

    前三天，她几乎没出门。伤口在愈合，痒得难受，但总比疼好。她坐在床上，看土耳奇的电视节目，一句都听不懂，就看画面。

    第四天，她出门买了些日用品。第五天，她换了药。第六天，她开始考虑下一步，是继续往东走，还是就在这里待着。

    娜塔莎是在第七天晚上意识到不对劲的。

    倒不是发现了什么具体的破绽。这七天她没住酒店，全用现金，没留任何身份信息。

    没用原来的手机和电脑，只买了个最便宜的手机配上本地卡，电话卡用一次扔一次。每天出门戴头巾，裹得像个本地老太太，路线随机，从不在同一个地方待超过一小时。

    按理说，她应该是隐形的。

    但第七天晚上，她坐在加拉塔大桥底下的茶馆里，喝第三杯红茶的时候，忽然觉得后脖颈发凉。

    不是直觉。是本能。

    她放下茶杯，借着喝茶的动作，用余光扫了一圈。

    茶馆不大，十来张桌子，坐着的都是本地老头，抽水烟，下棋，看球赛。门口蹲着一只猫，灰白色，舔爪子。一切正常。

    但她知道不对。

    她站起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余光里瞥见一件事——

    角落那桌的老头，手里的水烟管停了。不是拿在手里，是搁在桌上。这个动作太细，但娜塔莎看见了。

    她没回头，继续往外走。

    出了门，右拐，钻进巷子。

    走了三十米，她开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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