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兵团扫荡减少，代之以营连为单位、在空军和特种部队支援下的精确清剿、情报主导的“斩首”行动。
以及建立“战略村”（或称“安宁村”），将分散居民迁入有防御的定居点，以隔离游击队。
另一方面，宣布减免占领区首年农业税，组织军屯和民屯开垦荒地。
修建简易诊所和学校，招募当地青年进入低阶行政机构或辅助警察队伍。
胡萝卜与大棒交替使用，虽然无法根除抵抗，但确实有效压制了其活动规模，将主要威胁控制在边远地区。
然而，隐患深埋。
被剥夺实权的旧精英阶层表面恭顺，内心不满。
强制推行的汉语为官方语言政策、大陆系官员占据要津的事实，引发部分本土精英和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抵触。
经济国有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贪腐、低效和与民争利现象开始滋生。
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历史积怨在新统治下并未消弭，反而可能因资源分配、政策倾斜等问题而激化。
这些矛盾在高压下暂时潜伏，却如地火运行，等待喷发的时机。
面对西方的全面封锁，帝国的经济命脉系于内部挖掘与有限的“非西方”贸易（主要是与苏联、东欧及通过香港等渠道与中国进行的秘密或转口贸易）。
许愿深知，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庞大的军事机器和行政体系难以维持，社会稳定更是无从谈起。
登基三个月后，1949年4月，他颁布了《振兴实业、纾解民困诏》，一系列经济政策密集出台。
减免税赋：宣布豁免全国范围内本年度（1949年）的农业土地税（田赋）。
对橡胶、锡、稻米等主要物产实行低额统购统销税。
降低境内工商业营业税起点，对小商小贩实行定期免税。
对投资于矿业、航运、机械、纺织等“特许产业”的资本，给予三至五年的所得税减免。
鼓励垦殖与基建：颁布《荒地开垦条例》，鼓励退伍士兵、无地贫民前往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缅北等地开垦。
由政府提供种子、农具和最初三年的口粮贷款。
同时，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重点修建连接各主要矿区、种植园与港口的铁路、公路。
疏浚内河航道，扩建上京、巴生、马尼拉、金奈、科伦坡等重要港口。
这些工程以“以工代赈”形式进行，既改善交通，也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设立“帝国开发银行”：由财政部牵头，整合原各地殖民银行资产，成立政策性开发银行。
为政府主导的基建、国有重点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也选择性支持私营工商业。
吸引外资（非西方）：在严格管控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向苏联、东欧国家开放部分矿业（如石油勘探、锡矿开采）的合作开发。
以换取急需的重工业设备、技术专家和军事装备（如米格-9喷气式战斗机的早期型号技术资料、t-34/85坦克生产线等）。
与圣地控制区（通过香港）的易货贸易规模稳步扩大。
南洋的橡胶、锡、椰子油等换取药品、棉布、小型机械乃至部分白银黄金。
在这一系列政策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的。
是许愿在皇后孔令伟及其背后孔氏家族大力游说推动下，做出的“争取国内资本南下”的决策。
随着国内战事接近尾声，长江以北基本解放。
许多国内特别是江浙沪的民族资本家、买办、官僚资本持有者，对未来感到极度不安。
尽管圣地方面多次声明保护民族工商业，但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和阶级标签，让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寻找“避风港”。
南洋帝国的出现，以及孔家（孔令伟的家族）在南洋新朝中的显赫地位（皇后母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看似可行的选择。
孔令伟也多次向许愿进言：“陛下，如今西方封锁，资金技术难以进入！”
“国内那边，不少实业家手握巨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却惶惶不可终日！”
“若能以优厚条件吸引他们南下投资，不仅能带来帝国急需的资本、机器和熟练工人，更能带来相对先进的纺织、面粉、机械维修、乃至小型化工等轻工业技术！”
“以此填补我国产业空白，促进商业繁荣，增加就业，稳固税基！”
“此乃借鸡生蛋、互利双赢之策！”
经过深思熟虑，并征询了郑云峰、白克明等核心幕僚的意见（部分人担心资本过度集中和国内势力渗透），许愿最终拍板。
1949年4月，帝国政务院颁布《鼓励华侨及友好人士投资实业条例》（俗称“引资令”），核心内容包括：
安全保障：承诺对合法来南洋投资经营的工商业者及其财产提供完全保护，不受其原国籍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