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都说！”周文德嚎啕大哭，身体在铁椅上扭曲，“是下官鬼迷心窍，贪了银子！可，可下官也是没办法啊！”
“上面要打点，下面要分润，八十万两，真正落到河工上的，不到三十万两！下官也只拿了五万两，其余的都……”
“都给了谁？”杨博起紧紧追问。
“钱……钱侍郎，他拿了大头！至少十五万两！还有户部当时经办核销的度支主事，拿了两万两……”
“河道衙门、开封府上下，也都分了……孙茂才拿了八万两，他才是具体经手的啊！”
周文德将当年参与分赃的官员，从工部到地方，吐出了十几个名字，其中钱安良赫然在列，拿的最多。
“郑尚书呢？郑怀仁当时虽不直接主理工部，但他可有插手？”冯子骞忽然在阴影里开口，声音低沉。
周文德浑身一颤，眼神闪烁，犹豫了一下，低声道：“郑……郑部堂当时是右侍郎，分管度支……他或许知道一些，但具体经手是钱侍郎，下官，下官不敢妄言。”
“是不敢妄言，还是没证据？”杨博起逼视着他。
周文德低下头：“钱侍郎做事向来周密，给郑部堂的孝敬，都是通过其他渠道，并非直接从此项工程中走账。”
“下官只是隐约听说，郑部堂在京城西郊的别业，是钱侍郎找人修的，极尽奢华……还有，郑部堂喜好古玩，钱侍郎常能弄到一些珍品……”
杨博起与骆秉章交换了一个眼神，果然如此。
郑怀仁老奸巨猾，绝不会亲自下场，留下把柄。
他通过钱安良这样的白手套，遥控指挥，分享利益。
周文德能直接指认钱安良，却拿不出任何直接证据证明郑怀仁涉案。
“除了黄河武陟工程，工部这些年，还有哪些工程，是类似情况？”
“三大仓修缮，你又从中拿了多少？经手人还有谁？”杨博起继续追问。
既然开了口，周文德也就破罐子破摔了。
他将自己知道的、参与的、甚至只是听说的工部贪墨工程，全都说了出来。
除了三大仓，还有前年的京城外城墙局部修缮、去年的京杭运河某段疏浚、乃至更早的一些皇陵修缮、官道铺设……大大小小，不下十余项。
每一笔，都牵扯到虚报预算、以次充好和克扣工费，而最终的利益汇入一张庞大网络。
这张网上，有钱安良这样的侍郎，有周文德这样的郎中，有无数的地方官吏、皇商、还有宫里某些有头有脸的太监……
他交代得越详细，杨博起的心就越沉。
这不仅仅是一个工部，这是从上到下，渗透到帝国工程骨髓里的系统性腐败！牵涉的人员之广，金额之巨，触目惊心。
而郑怀仁，存在于周文德的“听说”和“猜测”中，却没有实实在在的把柄。
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
周文德在极度恐惧和崩溃下，几乎吐尽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吴文斌的笔记录下了厚厚一沓口供，韩铁手也根据其交代，补充了许多技术细节上的猫腻。
当周文德最终在口供上按下血手印，被拖回牢房时，刑房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九千岁，”骆秉章率先开口，眉头紧锁，“周文德招供的这些人，大多数都可以立刻动。”
“钱安良虽然狡猾，但周文德指认，加上我们之前查三大仓的线索，足以拿下。”
“只是……郑怀仁这里，只有些旁敲侧击的传闻，没有实证。”
“他那别业，可以查，但恐怕早就处理干净了。古玩字画，来源更难追查。”
“动他，理由不足，容易打草惊蛇，甚至被他反咬一口，说我们构陷大臣。”
杨博起何尝不知？郑怀仁不同于李敬之那种暴发户，也不同于朱佑林那种嚣张的皇亲。
他是老牌勋贵之后，在朝中经营多年，门生故旧遍布，与宫内的关系更是盘根错节。
没有铁证，贸然动他，不仅可能扳不倒，反而会激起整个勋贵集团乃至部分清流的反弹，使刚刚打开的工部缺口重新封闭，危及监理司本身。
“九千岁，”吴文斌也扶了扶眼镜，谨慎道，“下官核对周文德口供中提及的一些款项往来，发现有几笔数额巨大的银钱，最终流向了‘通汇’、‘宝昌’两家银号。”
“而这两家银号，在之前李敬之、朱佑林的账册中，也多次出现，是他们秘密洗钱和转移资产的重要渠道。”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两家银号入手，顺藤摸瓜，看看能否找到与郑怀仁，乃至更高层人物的直接关联。”
韩铁手沉默了片刻，用沙哑的声音道：“郑怀仁懂工程。他虽不亲手做，但知道关窍。”
“他家的别业，我去看过……用料做工，都是顶尖。修那样一处宅子，花费至少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