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教授，”刘智抬起头，目光平静却坚定，“我理解所有的质疑和风险。科学需要严谨，医学需要证据。但医学首先是人学，是面对生命垂危时，在现有知识边界上，为了那一线生机而做的、负责任的探索。我们的方案，并非取代现代医学支持治疗，而是补充。我们提出了严格的入组标准、安全监控和评估指标。我们并非盲目推广，而是建议在严格监控下，对最危重、常规治疗无效的志愿者进行探索性尝试。”
他拿起一份病历，那是K-7的最新记录。“看，K-7，在使用了包含安宫牛黄丸和参附汤加减的方案后，虽然仍处于嗜睡状态，但他的脑电图背景活动较前略有改善，生命体征的‘完美规律性’出现了细微的波动，这可能是神经系统功能有所恢复的迹象。还有另外三位症状稍轻的患者，在接受了我们初步的针灸和中药干预后，其意识模糊、烦躁不安的症状有所减轻。这些变化虽然微小，虽然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它们是指向同一个方向的信号！”
他环视指挥所内其他几位核心成员，有西医专家，有护士长，有药剂师，他们的脸上也写满了焦虑和挣扎。“我们在这里，每一天，每一刻，都在亲眼目睹死亡，目睹绝望。我们知道现有治疗手段的局限。当一条可能的新路出现在视野中，哪怕它布满荆棘，哪怕它可能只是海市蜃楼，我们是否有责任，为了那些将最后希望寄托于我们的生命，去谨慎地、负责任地探一探？难道因为这条路来自不同的医学体系，用的是不同的语言描述，我们就要因为恐惧失败和非议，而扼杀这种可能性吗？”
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敲打在每个人的心上。指挥所里一片沉默，只有仪器运行的嗡嗡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病房噪音。
“但是刘医生，”一位年轻的传染科医生犹豫着开口，“如果……如果治疗失败，或者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加速了患者的死亡，那后果……我们承担得起吗？您个人承担得起吗？”
这是最现实、也最残酷的问题。医学探索，尤其是涉及危重患者的探索，永远伴随着巨大的伦理风险和个体责任。
刘智沉默了片刻。他知道，一旦启动这个方案，所有的压力、质疑、乃至可能的骂名，都将首先落在他这个“始作俑者”身上。成功，或许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他将首当其冲。
“我来承担。”刘智缓缓说道，声音平静无波，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方案是我提出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操作我最熟悉。所有治疗，由我主导，亲自操作或指导。知情同意书中，明确告知患者及家属这是探索性治疗，存在未知风险，并且明确告知，主要提议和实施者是我，刘智。所有不良事件，由我负主要责任。如果需要有人为可能的失败‘负责’，那这个人，应该是我。”
“刘医生！”陈涛教授猛地站起，想要说什么。
刘智抬手制止了他，继续说道：“但这不仅仅是承担责任的问题，更是对生命的尊重。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和指责，就眼睁睁看着患者在现有治疗下走向衰竭而无动于衷。我们需要行动，需要在严密监控下的、勇敢的尝试。我提议，我们不上报一个需要全球共识的‘治疗方案’，而是申请在伊利亚前线，在我们自己的病区内，开展一项‘医生主导的、探索性个体化综合干预尝试’。目标不是证明它一定有效，而是评估其安全性和耐受性，并收集初步的有效性信号。入组患者严格控制在3-5人，必须是现有治疗无效、病情持续恶化、且家属完全知情同意的志愿者。所有过程详细记录，数据实时共享。如果前3-5例患者显示出明确的安全性问题和负面趋势，我们立即停止。如果显示出一定的安全性和潜在益处，我们再考虑扩大样本，或为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提供依据。”
他看向陈涛教授，目光灼灼：“陈教授，这是目前折中的、可能最可行的办法。不寻求全球背书，不要求别人认可，只是在我们自己的责任范围内，为了我们眼前的病人，做一次负责任的探索。成功了，经验可以分享；失败了，责任由我们，主要由我来承担。这，至少给了那些绝望中的患者和家属，一个可能的选择，一线渺茫的希望。”
陈涛教授紧紧盯着刘智，似乎想从他平静的面容下，看出哪怕一丝的动摇或犹豫。但他看到的，只有一片深潭般的沉静，和深处燃烧着的、为医者的执着与担当。指挥所里的其他人，也都被刘智这份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一心只为病患求一线生机的决绝所震撼。
良久，陈涛教授重重地坐回椅子上，长叹一声：“刘智，你这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啊。”
“如果这火，能照亮一条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