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首批援外医疗队和物资开始出发。目的地是疫情最严峻、且官方明确请求的几个国家。医疗队由经验丰富的中医专家、针灸师、中药师和翻译组成，携带了急需的中成药和精选药材。他们到达后，立即与当地医院合作，筛选合适的重症神经并发症患者，在严格遵守当地法规和伦理要求的前提下，开始小心翼翼地应用“刘智方案”的本地化版本。
最初的结果是参差不齐的。在一些病例中，尤其是由华夏医疗队中高水平医师直接操作、且患者体质和对治疗反应较好的情况下，观察到了类似伊利亚早期的、令人鼓舞的改善：躁动患者变得安静，淡漠患者出现反应，嗜睡患者意识水平提升。但在更多病例中，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偶有患者因体质或病情过重，未能显示出积极变化，或出现了轻微的不良反应（如针刺部位不适、中药引起的胃肠道反应等）。
反对的声音再度抬头，质疑这是“幸存者偏差”或“安慰剂效应”，指责华夏“输出未经充分验证的疗法”。但这一次，支持的数据也在缓慢积累。一个由多国研究者自发组成的、非正式的“观察性研究网络”开始形成，他们共享病例数据，试图在混乱中寻找规律。他们发现，早期应用、辨证相对精准、针灸操作者经验丰富、患者无严重基础疾病且未处于终末期的病例，似乎更可能从治疗中获益。此外，与单纯西医支持治疗相比，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患者群体，其神经精神症状的进展速度似乎有所减缓，平均住院时间有缩短趋势。
这些数据虽然远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趋势是积极的。更重要的是，那些出现改善的病例，如同黑暗中的星光，给予了临床医生和患者家属莫大的鼓舞。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放下成见，请求华夏派遣医疗队或提供技术支持。华夏也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保障国内需求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协调资源，向数十个国家派出了上百支中医药抗疫医疗队，并提供了大量的药品物资援助。
刘智的病情，在勉强支撑了约两周后，终于急转直下。他的肺部感染加重，发展为严重的病毒性肺炎，需要高流量氧疗。神经精神症状也变得更加明显，出现间歇性的意识模糊、时间定向障碍和短暂的幻觉。他开始更多地陷入昏睡，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即使在意识模糊的间隙，只要稍一清醒，他仍然挣扎着通过录音或简短的文字，留下对方案调整的片段思考，回答关键的技术问题。
他的状况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伊利亚的同事们心如刀绞，国内外的同行扼腕叹息，无数通过新闻了解他事迹的普通民众自发为他祈祷。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医生，更成了一个象征——象征着在绝境中不屈的探索精神，和为救他人而甘愿牺牲的医者仁心。
就在刘智病情最危重、几乎陷入持续昏迷之际，全球疫情的天平，却因为他所点燃的星星之火，开始发生缓慢而确切的倾斜。
随着“刘智方案”在各地的谨慎应用和经验积累，一套相对更成熟、更可操作的诊疗路径逐渐清晰。尽管无法复制刘智那独特的“感知”和“引导”，但经过简化和规范化的针灸方案、辨证使用的中成药和草药方剂，确实在相当一部分重症神经并发症患者身上，显示出稳定病情、改善症状、缩短病程的效果。虽然无法治愈所有患者，也未能完全阻止死亡（尤其是那些合并严重基础疾病或就诊过晚的患者），但它显著降低了神经并发症导致的极高死亡率，减少了因长期意识障碍、躁狂或淡漠导致的严重后遗症和护理负担。
更重要的是，这套方案与常规的西医支持治疗（抗炎、呼吸支持、营养、对症处理等）结合使用时，显示出了良好的协同效应，并未增加严重不良反应。这使得那些原本对中医持怀疑态度的西医同道，也开始愿意尝试将其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
疫情最黑暗的时期，似乎正在过去。新发病例数的增长速度在全球多个地区开始放缓，医疗系统的压力得到一定缓解，死亡率尤其是神经并发症导致的死亡率出现了下降的拐点。尽管病毒并未消失，仍然在传播，仍然在致病，但人类手中，终于有了一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抗其最致命爪牙——神经侵袭——的武器，尽管这件武器看起来古老而奇特。
世卫组织在汇总了全球越来越多的临床观察数据后，再次更新了《XARS临床管理临时指南》，在“神经精神并发症管理”章节中，首次加入了“可考虑在常规支持治疗基础上，由合格的中医药专业人员，尝试使用基于特定辨证原则的中药和针灸进行辅助干预”的表述，并附上了详细的适应症、注意事项和操作规范要点。这标志着“刘智方案”及其所代表的中西医结合思路，正式获得了国际权威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