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贵，君次之！
人口是很重要，但庶民，根本不能国君相提并论。
谢千重民生，他也认为庶民重要，但将庶民与国君相比，他是从未想过。
那这究竟是哪一派的学说？
不是法家。
法家讲的是“术”与“势”，是君主驭臣之道，是“尊君卑臣”，绝不可能说出“君次之”这种话。
不是儒家。
儒家讲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在首位，臣在次位，何来“民贵君次”？
不是墨家。
墨家讲“兼爱”“尚贤”，讲的是平等，可墨家也没有将君主置于民众之下的说法——他们只是说君主应该选贤任能，应该为天下人谋利，但从未说过君不如民。
不是道家。
道家讲“无为而治”，讲的是顺其自然，君主最好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但同样不会说“君次之”。
那是什么？
谢千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一个让他脊背发凉的念头。
这句话，这种思想，不属于秦国已知的任何一家学说。
它是陌生的，是外来的，是一颗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种子，落在了赢说的脑子里，正在生根、发芽。
而更让谢千心惊的是，赢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那种平静，那种笃定，那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明他不是随口一说，不是在试探，而是在陈述一个他已经确信不疑的“真理”。
他在用这句话来衡量。
他在用这句话来重新定义君与民的关系。
谢千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横在膝上的竹杖，指节泛出青白色。
继而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可他的声音还是不受控制地带上了几分急切：
“君上可是有了新师？”
这句话问得很重。
在秦国，君主可以有太傅、少傅，可以有经筵讲官，可以有侍读学士，这些人都是君主的“师”。
但这些人选，向来是由朝廷重臣共同商议决定的，不能由一个来历不明的人随意充任。
如果赢说真的有了“新师”，那就意味着有人在赢说身边安插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向他灌输某种不为朝堂所知的异端学说。
这是大事。
天大的事。
谢千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赢说的脸，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
他在等待答案，一个能让他稍稍安心的答案。
赢说看着谢千那张已经失去淡定的老脸，忽然笑了。
那笑容里带着一种奇异的从容，甚至带着几分孩子气的无辜，像是在说：“谢师你怎么这么大惊小怪的？”
“并无。”他说。
两个字，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犹豫。
谢千的眉头拧得更紧了。
没有新师？
那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一种全新的思想，尤其是君主——君主每天接触的人、读的书、听的话，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
赢说身边有哪些人，他读哪些书，他听哪些人的话，谢千虽然不刻意打听，但心里大致有数。
那些人、那些书、那些话，都不可能催生出“民为贵，君次之”这种念头。
那到底是哪里来的？
谢千的身体不自觉地前倾了一些，竹杖在地上轻轻点了一下，发出“笃”的一声闷。
“那君上又从何得来？”
一句追问，掷地有声。
偏殿里安静了。
赢说没有立刻回答。
他看着谢千那张布满了沟壑的脸，看着那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看着那双因为攥紧竹杖而泛白的指节，忽然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些感动。
这个老头儿，平日里装得什么都不在乎，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做派，可一听到“民为贵，君次之”这六个字，整个人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
他在急什么？
他在怕什么？
赢说在心里揣摩着谢千的心思——他是在怕这种思想会动摇国本？是在怕有人借这种思想蛊惑人心？还是……在怕说出这种思想的人，会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赢说不知道答案。
但他知道，谢千此刻的急切，至少说明了一件事：这个老头儿，心里是有秦国的，是有大雍的百姓的。
一个真正无欲无求的人，不会因为一句话而失态。
谢千失态了，说明他在乎。
他在乎。
这就够了。
赢说垂下眼帘，沉默了片刻，像是在斟酌该不该说，又像是在思考该怎么说。然后他抬起头，目光平静地迎上谢千那急切的眼神，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