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德米特里，石匠，雅典公民。我女儿克莉西娅今年十岁，患有肺病。”他先说这些，仿佛在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存在的理由，“三个月前，安提丰的人找到我，说可以提供昂贵的药物治疗我女儿，条件是我为他们工作。”
“什么工作？”莱桑德罗斯问。
“复制石碑。七块重要的公共法律石碑，包括《公共基金管理法》。”德米特里说，“但当我看到要复制的文本时，发现它们与原碑不同——关键条款被修改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原碑‘风化严重’，需要‘更新’。”
“你做了什么？”
“我起初想拒绝，但他们提到了克莉西娅……暗示如果我不合作，药物供应就会中断。”德米特里的声音哽咽了一下，“我妥协了。但我用石匠的方式留下了标记——在篡改处，我改变了刻痕的角度或深度，专业人士仔细检查能看出异常。”
他从怀中取出一块石板碎片，上面有炭笔绘制的示意图：“这是修改点的位置和标记方式。原件在调查团封存的证据中。”
安提丰冷冷地说：“即使这些标记存在，也可能是你自己为了某种目的而做的。也许你一开始就计划诬告委员会。”
“那么请回答一个问题，”德米特里突然直视安提丰，“为什么我女儿克莉西娅现在在索福克勒斯大人家中，而不是在我身边？为什么您的下属赫格蒙先生昨天试图强行进入索福克勒斯大人住宅，声称要‘检查安全隐患’？”
大厅里的目光齐刷刷转向赫格蒙。笔迹专家的脸色变得难看。
“这是为了保护证人家庭。”安提丰平静地回答，“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保护？”德米特里的声音提高，“用威胁来保护？用控制来保护？大人，当您派人告诉我，如果我在今天听证会上说错话，克莉西娅就会‘意外生病’时，那是什么保护？”
死寂。
安提丰的表情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他没有料到德米特里会公开说出这件事——这是默认的潜规则，不应被公开揭露。
索福克勒斯缓缓站起。九十二岁的诗人拄着拐杖，每一步都显得艰难，但当他开口时，声音中的威严让整个大厅肃静。
“我可以作证，”索福克勒斯说，“昨天赫格蒙确实带人来到我的住所，要求检查。我问为什么，他说是‘例行安全巡查’。我以健康和**为由拒绝后，他暗示‘那个生病的小女孩可能需要特别的医疗照顾’——这是一种委婉的威胁，每个成年人都听得懂。”
他转向安提丰：“用孩子作人质，安提丰，这连波斯人都不会公开承认。这是底线。”
底线被打破了。大厅里的气氛明显变化。即使是安提丰的支持者，此刻也面露不安。政治斗争是一回事，威胁孩子是另一回事。
安提丰迅速调整策略：“如果确有此类言论，那一定是下属的过度执行。我会调查。但现在，我们回到正题——关于石碑篡改的实质性证据。”
他试图把焦点拉回技术细节，但道德污点已经留下。
三、斯特拉托的沉默与赫格蒙的反击
斯特拉托被扶到发言台前。老抄写员的状态令人担忧——脸色灰白，呼吸急促，但眼神异常清明。
“我当了四十三年抄写员，”他的声音虚弱但清晰，“我的工作是记录，是保存，是传递。在我手中经过的文件，从公民大会决议到贸易合同，从和平条约到战争宣言。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叛国者’。”
他顿了顿，积蓄力量：“档案馆的职责是保存雅典的记忆。但当记忆被篡改，当真相被替换成谎言，雅典就失去了根基。我拒绝参与这种罪行，所以他们打我，威胁我，把我关起来。”
“你指控谁篡改档案？”安提丰问。
“系统性的篡改，”斯特拉托说，“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网络。从西西里远征的记录开始，到最近的公共法律条文。方法很聪明——不是销毁原件，而是制作‘修正版’，然后声称原版‘损坏’或‘遗失’。这样，未来的历史学家只能看到被修改过的版本。”
“证据？”
“第三档案室，西墙，第七石板后，”斯特拉托说出这个位置，“那里藏着我制作的七块石碑原碑拓片。还有档案馆地下室，有波斯与雅典内部人员通信的原件。这些应该已经被调查团封存了。”
安提丰看向赫格蒙。笔迹专家站起来：“关于这些所谓的‘原件’，我有几点质疑。”
反击开始了。
赫格蒙走到大厅中央，展开一份文件：“首先，所谓波斯信件上的印章。我检查过，印章图案确实是波斯总督的，但印泥成分分析显示，它使用的是雅典本地生产的印泥，而非波斯宫廷专用的混合料。这强烈暗示是伪造。”
这是专业性的打击。大厅里响起惊讶的声音。
“其次，”赫格蒙继续说，“关于石碑拓片。即使斯特拉托保存了原碑拓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