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边有五个人反映粮食配给问题，”一个主妇出身的接待员说，“不是简单的数量不足，而是分配不公。同一个街区，有人能拿到额外配额，有人却被克扣。他们都怀疑有私下交易。”
“有两个人提到了失踪，”另一个接待员压低声音，“但都说得含糊，只说‘听说’、‘可能’，不肯提供具体信息。”
莱桑德罗斯与索福克勒斯、卡莉娅商量后决定：下午增设一个“保密咨询室”，由卡莉娅和一位值得信任的退休法官负责，专门处理可能涉及安全风险的申诉。
二、广场上的声音
申诉处开放的消息迅速传遍雅典。广场上，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
“你去看了吗？”
“去了，排了会儿队。接待的老先生很和气，认真记下了我的话。”
“真会处理吗？还是做做样子？”
“索福克勒斯大人亲自坐镇，应该不会只是做样子。”
“但安提丰的人也在里面吧？我听说接待员里就有他们的人。”
“那又怎样？至少有了个说话的地方。以前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
在广场东侧的酒馆里，几个码头工人和马库斯坐在一起。他们刚从港口下工，身上还带着海盐和鱼腥味。
“申诉处开了，”一个年轻工人说，“我们要不要去试试？说说工钱拖欠的事？”
年长的工人摇头：“小心点。今天港口增加了巡逻，安提丰的人明显在盯着。谁去了申诉处，可能就被记下了。”
马库斯喝了口酒：“可以去，但要结伴去，以小组名义申诉。这样既表达了诉求，又不太突出个人。”
“小组名义？”
“比如‘码头装卸工第三组申诉工资延迟发放’，”马库斯说，“不点名具体哪个人被拖欠，就说整体情况。这样既反映了问题，又降低了个人风险。”
年轻工人想了想：“这办法好。而且我们确实经常被拖欠，不是个别人。”
他们商量后决定，明天由马库斯和两个年长工人为代表，去申诉处正式提交集体申诉。
与此同时，在广场另一端的廊柱下，两个衣着相对讲究的人在低声交谈。他们是安提丰派来的观察员，任务是记录申诉处的运作情况和申诉内容类型。
“上午共接待了三十七人，”一人说，“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退伍福利、商业纠纷、粮食配给、官员态度。暂时没有直接针对安提丰大人的指控。”
“但那些粮食配给不公的申诉，最终可能指向他控制的系统。”另一人说。
“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这类申诉的处理方式。如果申诉处深入调查，就可能触及敏感领域。”
他们注意到，广场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讨论氛围。人们开始公开比较各自的申诉内容，寻找共同点，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准备集体申诉。
这是一种微妙但重要的变化：以前的不满是个人的、私下的、零散的；现在通过申诉处这个平台，个人的不满可能被连接成公共议题。
观察员之一低声说：“安提丰大人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他说，民众的不满需要出口，但出口的方向需要引导。”
“怎么引导？”
“提供一些容易解决的小问题，让申诉处‘成功’处理，建立信誉。同时，通过我们的人提交一些指向莱桑德罗斯支持者的申诉，制造内部矛盾。”
他们继续观察，记录下每一个细节：谁在组织讨论，谁在表达担忧，谁显得特别积极。
三、药房里的声音
下午，卡莉娅在保密咨询室接待了三位特殊申诉者。房间经过特别布置：厚重的门帘，远离窗户的位置，轻声说话时外面听不到。
第一位是个中年陶匠，他的兄弟在布劳伦地区失踪。情况和忒弥斯托的丈夫类似：去银矿找工作，途中失踪，有目击者看到可疑人员。
“我不敢公开说，”陶匠声音颤抖，“我兄弟曾经在公民大会上反对过安提丰的一个提案。只是投票，没有发言，但可能被记名了。”
卡莉娅记录，然后问：“你有告诉其他人吗？”
“只告诉了我妻子。连孩子都没说。”
“你希望我们做什么？”
陶匠沉默良久：“我不知道。找人？但去哪里找？调查？但谁去调查？我只是……只是想说这件事。憋在心里太难受了。”
卡莉娅理解这种感受。有时候，说出痛苦本身就有治疗作用。她承诺会秘密记录，并留意类似案例，如果发现模式会谨慎调查。
第二位申诉者是位老妇人，她的儿子在公共安全员中服役。她怀疑儿子被命令做一些“不干净”的事。
“他最近回家总是心神不宁，半夜惊醒，”老妇人说，“我问，他不说。但有一次喝醉了，含糊地说‘不想再干那些事’。我问什么事，他就闭嘴了。”
“你觉得是什么事？”
老妇人压低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