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失踪案件。卡莉娅保持平静，继续包扎：“他儿子来申诉处了吗？”
“不敢。怕父亲出事更彻底。”
卡莉娅记下信息。这是她记录的第七个疑似“言论相关失踪”案件。七个案件分布在雅典不同区域，时间跨度两个月，但共同点是：失踪者都曾公开批评安提丰或其政策，失踪都在夜间发生，公共安全员的解释都是“协助调查”但没有具体细节。
模式正在形成。卡莉娅将这些病例单独归档，用医疗术语编码：不是“失踪”，而是“疑似压力相关社会隔离病例”。这样即使档案被查阅，表面上看也只是普通的医疗记录。
她同时注意到另一个现象：最近几天，来看“焦虑症状”的病人增多。症状类似：失眠、心悸、莫名恐惧、过度警觉。这些病人大多不是政治活跃分子，只是普通市民。
“我晚上不敢出门，”一个织布女工说，“不是说有危险，就是……感觉被看着。街上安静得不对劲。”
“我丈夫去申诉处后，我们家门口连续两天有陌生人徘徊，”一个小商人妻子说，“不做什么，就是站着，看着。”
卡莉娅意识到，申诉处的开放可能激活了某种社会焦虑。当人们开始发声时，也同时意识到发声的风险；当压迫变得隐蔽时，不确定性本身就成为压迫的工具。
她将这些观察整理成“社会心理健康简报”，准备提交给申诉处参考。医疗记录不仅反映身体健康，也反映社会健康。
傍晚，尼克带回新消息：那些数字标记似乎在增加。他在城里发现了至少九处，数字从1到10Ⅻ不等，没有明显顺序。
“位置有规律吗？”卡莉娅问。
尼克在蜡板上画出示意图：标记集中在三个区域：卫城周边、比雷埃夫斯港区、伊利索斯河下游。每个区域内，数字似乎是连续的，但跨区域不连续。
“像是编号，”卡莉娅分析，“但编什么号？地点？路线？人员？”
他们暂时无法破解，但决定加强观察。卡莉娅让尼克下次发现新标记时，除了记录位置和数字，还要记录周围环境特征：什么建筑、什么人流量、什么时间发现。
三、港口的暗流
马库斯和欧克拉底斯在码头区的会面变得更加谨慎。自从“阿耳戈英雄号”夜间卸货事件后，港口明显增加了便衣监视。
“他们不仅观察申诉者，”欧克拉底斯低声说，“还在观察观察者。我昨天发现有人跟踪我，绕了三圈才甩掉。”
马库斯点头：“安提丰的情报网在升级。不仅收集信息，还反制信息收集。”
他们转移到一个更隐蔽的地点——一艘即将报废的旧渔船船舱。船主是马库斯的朋友，船停在维修区，很少有人来。
欧克拉底斯摊开更新后的情报：“萨摩斯那边确认，‘阿耳戈英雄号’确实多次往返雅典和以弗所。而且不止这一艘，还有两艘小船用类似模式运作，只是更隐蔽。”
“货物内容？”
“无法确定。但从卸货时间和搬运方式看，不是大宗货物，更像贵重物品或文件。有一次我们的观察员看到，卸下的木箱很小，但需要四个人抬，说明很重。”
“贵金属？钱币？”
“很可能。”欧克拉底斯说，“波斯总督提萨费尔奈斯以提供资金支持换取政治影响。如果安提丰仍在接受波斯资金，就违反了联合政府公开承诺的‘停止秘密外交’。”
马库斯思考：“但怎么证明？我们无法登船检查，也不能公开指控没有证据。”
“所以需要更多观察，建立模式。”欧克拉底斯指着海图，“下一次‘阿耳戈英雄号’出港，我会安排船只‘恰好’同行一段，观察目的地。如果再次前往波斯控制区，几乎就可以确定了。”
“风险呢？”
“如果被发现，就说是例行巡逻航线重叠。海上航行，路线相近很正常。”
他们讨论了细节，然后转向另一个话题：申诉处对码头工人的影响。
“工人们现在分成两派，”马库斯说，“一派想去申诉，改善工作条件；另一派害怕报复，觉得申诉处保护不了他们。今天早上，两个想去申诉的工人被调到了最差的工班，明显是警告。”
“安提丰在展示控制力，”欧克拉底斯分析，“不是全面压制，而是选择性惩罚，制造恐惧范例。这样既维持了表面开放，又实际限制了申诉效果。”
马库斯感到熟悉的无力感。在码头上，对抗是直接的：老板克扣工钱，工人罢工抗议。但在政治中，对抗是间接的、多层的、模糊的。你甚至难以确定谁在真正做决定，谁在承担责任。
离开旧渔船时，马库斯注意到码头木桩上有一个新标记：这次不是符号或数字，而是一串点线组合：·-·-···-··。
他愣了几秒，突然意识到这是什么：简单的敲击码。他在船上做过水手，知道这种用长短信号传递信息的方式。·代表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