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们怎么办？”工人问。
“继续工作，但眼睛要亮。”马库斯说，“注意港口的异常船只，注意物资的流向，注意谁在借机扩大权力。”
与此同时，在公民申诉处，志愿者们聚集在后院，听莱桑德罗斯解释变化。
“从今天起，我们只能受理和调查被认定为‘紧急’的案件，”莱桑德罗斯说，“标准是：涉及生命危险、基本生存需求、或战争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其他案件记录后暂缓。”
一个年轻志愿者举手：“谁来认定是否紧急？”
“中级审核小组初步认定，有争议的由索福克勒斯大人和我最终决定。”莱桑德罗斯停顿，“但我们要注意，不能滥用这个标准。如果我们将所有案件都标记为紧急，就会失去公信力；如果过于严格，就会让申诉处名存实亡。”
他们制定了临时指引：粮食短缺致饥饿、住房危险致安全威胁、人身暴力威胁、战争相关**——这些算紧急。普通的商业纠纷、邻里矛盾、非紧急的公共服务问题——这些暂缓。
下午，申诉处接待了第一批“紧急状态”下的申诉者。数量减少了，但问题更尖锐：
一位母亲申诉，她儿子被强制征召加入临时民兵，但家里还有三个幼儿需要抚养；
一位寡妇申诉，她丈夫战死后的抚恤金被以“战时财政调整”为由削减一半；
一位商人申诉，他的仓库被“临时征用”储存军用物资，但没有补偿，也没有归还期限。
这些案件都触及战争时期的根本矛盾：集体安全与个人权利的冲突。
莱桑德罗斯亲自处理那位母亲的案件。她的儿子是家里唯一的成年男性，如果被征召，家庭将失去生计。
“规定是每家至少出一名成年男性参与城防，”负责征召的官员说，“这是公平的。”
“但她家情况特殊，”莱桑德罗斯争辩，“三个幼儿最大的才五岁。如果母亲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养家，实际无法生存。”
“战时没有特殊，”官员面无表情，“否则每个人都找理由。”
莱桑德罗斯理解官员的逻辑，但也看到其中的不公。最终，他找到安东尼将军，请求特例。将军权衡后，同意让这位儿子改为每周两天参与非战斗性的后勤工作，其余时间可以工作养家。
这是一个微小的胜利，但让莱桑德罗斯看到了在刚性规则中寻找弹性空间的可能性。战争需要牺牲，但牺牲的分配需要公正——或者至少，需要可见的论证过程。
二、医疗队的调整
卡莉娅的医疗队计划因紧急状态令而调整。原本前往劳里厄姆银矿的长途行程被认为“非紧急且安全风险高”，被联合政府暂缓。
“但矿工需要医疗帮助，”卡莉娅在申诉处说，“而且我们之前承诺了。”
“承诺在战争威胁前需要重新评估，”卫生官员赫罗多罗斯转达安提丰的决定，“不过，如果医疗队愿意，可以在雅典周边为难民和贫困市民提供医疗服务，这符合‘紧急’定义。”
卡莉娅知道这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接受了。她重新组织医疗队，在城墙外的难民聚集区设立临时诊所。这里聚居着从阿提卡乡村逃来的农民，他们的农田被斯巴达巡逻队破坏，被迫涌入雅典。
医疗条件简陋，但需求巨大。卡莉娅和志愿者们每天治疗数十人：营养不良的儿童、受伤的农夫、患病的老人。在这里，她听到了更多关于边境地区的情况。
“斯巴达的巡逻队不只是破坏农田，”一个老农夫在包扎伤口时说，“他们还传话：投降的村庄可以得到保护，抵抗的会被烧光。”
“雅典的军队呢？”卡莉娅问。
“很少见到。偶尔有巡逻队经过，但人数少，不敢和斯巴达人正面冲突。”老农夫叹气，“他们说军队在保卫雅典，但我们的村庄也是雅典啊。”
卡莉娅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她意识到，斯巴达不仅在准备海上进攻，也在陆地上施加压力，测试雅典的防御能力和民众的忍耐极限。
一天下午，医疗队遇到特殊情况：一个年轻妇女带着发烧的婴儿前来，但在接受治疗时，低声对卡莉娅说：“祭司大人，我能单独和您说话吗？”
卡莉娅带她到临时隔间。妇女自称叫莉迪亚，来自伊利索斯河下游的一个村庄。
“我丈夫……半个月前被带走了，”莉迪亚声音颤抖，“那些人穿着像雅典士兵，但没有标志。他们说需要‘向导’，带我丈夫去布劳伦地区。说三天回来，但到现在没消息。”
又一个布劳伦失踪案件。卡莉娅详细询问：时间、具体地点、人员特征、丈夫的名字和背景。
“我丈夫只是个普通的陶匠，”莉迪亚说，“但他会读一点字，有时候帮村里人读公告。两个月前，公告说安提丰大人的一个政策‘不符合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