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本中Κο出现了七次，都是资金接收方。”狄奥多罗斯说，“但有三处被涂改，试图掩盖这个代号。”
莱桑德罗斯感到思路逐渐清晰：账本是真实的叛国交易记录，但在调查逼近时被人修改，强化安提丰的角色，淡化其他人——特别是科农的参与。这样安提丰就成了唯一的替罪羊，真正的叛国网络可以继续潜伏。
“那么谁有能力接触并修改账本？”他问。
“账本原本应该在叛国网络的财务管理者手中。”狄奥多罗斯分析，“这个人可能是梅涅克摩斯，也可能是其他人。但修改发生在账本被转移到港口工坊之后——也就是说，工坊的设立者中有人参与了修改。”
“梅涅克摩斯现在被科农控制着，”莱桑德罗斯想起，“他提供的‘自首书’把所有责任推给安提丰。这符合修改账本的逻辑。”
他们整理了分析报告，准备提交给特别法庭。但这仍然是间接证据——证明账本被修改，但不能直接证明是谁修改的，更不能证明科农有罪。
四、广场的议论
午后，雅典广场再次成为民意交流的中心。今天的焦点是证人的安全问题。莱奥斯“意外落水”的消息已经传开，引发了广泛担忧。
“如果连老莱奥斯都敢动，那还有谁是安全的？”一个陶匠在人群中大声说，“他可是参加过萨拉米斯海战的老兵！”
“这说明那些人狗急跳墙了，”一个商人回应，“他们怕证人说出真相。”
梅利托斯在申诉处外组织了非正式的讨论会。他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在雅典历史上，什么时候证人的安全最成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讨论逐渐深入。有人提到三十年前的寡头政变时期，证人经常“失踪”；有人提到战争时期的军事审判，证人容易受到压力；还有人提到富裕阶层之间的诉讼，证人经常被收买或威胁。
“问题的根源是权力失衡，”一位退休教师总结，“当一方拥有太多权力——无论是政治权力、军事权力还是财富权力——他们就能压制证人，扭曲真相。雅典民主的设计就是要平衡权力，但当民主程序被削弱时，平衡就被打破了。”
这个分析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人们开始讨论如何保护证人：公民自发组织护卫队？要求军队提供保护？还是通过法律程序加强证人保护？
莱桑德罗斯在旁听着，感到民众的觉醒正在从情绪转向思考，从抱怨转向解决方案。这是民主的韧性：当制度出现问题时，公民社会开始自我修复。
但危机也在逼近。讨论中，有几个面孔反复出现，总是提出极端观点：要么要求立即处死安提丰，要么质疑所有证人的可信度，要么散布“萨摩斯阴谋论”。梅利托斯认出其中一些人是科农支持者中的活跃分子。
舆论战场同样激烈。
五、特别法庭的困境
申时，特别法庭的七位成员在战神山议事厅举行首次正式会议。三名资深法官、五名公民代表、两名军方代表（安东尼将军指定了副手），以及列席的狄奥多罗斯，围坐在古老的大理石桌旁。
会议议题是确定审判程序和证据规则。但很快就陷入争论。
首席法官——一位名叫欧克里托斯的老法学家——坚持严格遵循雅典传统程序：“证词需要交叉质询，文件需要真伪鉴定，间接证据不能单独定罪。这是雅典法律的基石。”
但一位公民代表——抽签产生的陶匠阿基里斯——质疑：“传统程序需要时间，而雅典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斯巴达舰队可能随时进攻，我们需要尽快了结此案，团结对外。”
“仓促审判可能冤枉无辜，也可能放过真凶。”另一位公民代表、纺织女工吕西拉反驳，“而且，如果审判不公正，萨摩斯舰队可能会质疑我们的法治，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狄奥多罗斯作为观察员发言：“萨摩斯舰队关注的是审判的公正性，而不是速度。特拉门尼将军明确表示，他更担心的是雅典内部仍有叛国者潜伏，而不是审判需要多长时间。”
争论持续了一个时辰。最终达成妥协：审判将在十天内完成，但允许关键证据的深入调查；证人保护由军方负责；文件证据需要至少两名独立专家鉴定；被告有权为自己辩护，并传唤证人。
但有一个关键问题未解决：是否允许调查委员会在审判期间继续调查新的线索？特别是涉及除安提丰以外的可能涉案人员？
科农作为联合政府代表列席会议，他反对扩大调查范围：“审判的对象是安提丰。如果调查委员会发现其他线索，应该在审判结束后另案处理。否则审判将无限期拖延。”
莱桑德罗斯作为调查委员会代表反驳：“但如果新线索证明安提丰不是唯一主谋，甚至不是主谋，那么只审判他一个人就是不公正的。而且，如果真凶仍然潜伏，雅典的安全威胁就没有解除。”
最终投票决定：调查委员会可以继续调查，但如果发现与安提丰案直接相关的新证据，必须在三天内提交法庭；如果发现其他涉案人员，可以记录但暂不行动，待安提丰案审结后再议。
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妥协：各方都不完全满意，但都能接受。莱桑德罗斯知道，这意味着调查委员会必须在有限时间内找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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