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们开始了多方奔走。

    他们联名写信，言辞激烈，控诉沈烨“利用分田到户的政策打击报复知青”、“剥夺知青基本生存权利”、“破坏上山下乡政策成果”，将信件分别寄往公社、县知青办、甚至省里的相关部门。

    刘丽更是动用了家里残留的一点人脉关系，托人给公社和县里相熟的干部递话、送礼，希望能“反映情况”、“疏通关节”，给沈烨施加压力，至少为他们争取到“不承诺扎根也能分地”的特例。

    或者安排他们继续以“大锅饭”、“集体协作”的方式，继续停留在小河村，获得一丝喘息的机会。

    陈解放甚至偷偷跑了几趟县城，找到同样处境艰难的其他公社知青想要搞串联，试图制造更大的舆论声势。

    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在1978年末的这个历史大潮的转折关口，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甚至有些不合时宜。

    他们寄出的控告信，大多石沉大海，偶有回复，也是程式化的“已转交相关部门按政策处理”。

    上面正在全力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这是关乎亿万农民生计，和农村发展方向的头等大事，各级政府的精力都聚焦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