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被沈烨铁腕压制住的内部矛盾，如同被堵住的暗河，在平静的表层下寻找着新的裂隙，悄然涌动、汇聚。
那些被迫签下扎根承诺、领取了土地的知青，手中的锄头并未能锄去心头的杂草。
日复一日的劳作，非但没有让他们融入这片土地，反而让那份被迫留下的屈辱，和对城市生活的眷恋，在汗水和泥土中发酵成更深的怨怼。
他们消极怠工，田埂修得歪歪扭扭，一推就倒，地里的杂草长得比苗还高。
与周围起早贪黑、视土地为命根子的本村社员格格不入。
摩擦，自然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田间的地界石被偷偷挪动，灌溉的水渠半夜被偷偷凿开，地里刚刚舒展的菜苗，一夜之间就被挖掘。。。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不断有村民遭到“迫害”，到最后慢慢转变成随便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口角。
在这些冲突中，知青们惯用的武器是他们自诩的“文化”和“见识”，言语刻薄，动不动就讥讽小河村的村民是群没见过世面的泥腿子，只知道土里刨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互帮互助。
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极大地伤害了村民们的感情，也激化了原本可能只是小事的矛盾。
而在这些日子的冲突中，孙志彪和王彩凤迅速脱颖而出，俨然成了刺头中的刺头。
孙志彪，人高马大，一身蛮力，下乡前在城里就不是安分的主，时常逃课跟着街上的混混四处打架，身上自带着几分痞气。
如今觉得回城无望，又被困在这穷乡僻壤干农活，憋了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于是便将气撒在了这些小河村的村民身上。
而王彩凤，则生就一张利嘴，东家长西家短、搬弄是非是她的强项，且为人心眼极小，受不得半点委屈。
这两人一个凭拳头，一个靠舌头，很快就在留村知青中“树立”了威信，并走到了一起，俨然成了留村知青团体对抗本村村民的急先锋。
起初，沈烨忙于应对分田到户带来的外部冲击，和各个合作村的反复，对村内这些“人民内部矛盾”有所忽略，只是略微吩咐各小队长加强管理，多做劝导。
然而，小队长们面对这些“有文化”、讲歪理、动不动就乱扣帽子的知青，往往束手束脚。
村民的忍让和大队干部的无能为力，在孙志彪等人眼中，却成了畏惧和退让的信号。
“看到没？这些泥腿子就是怕了咱们！”
孙志彪叼着草根，得意地对几个跟班吹嘘道：
“沈烨现在只顾着外面那些药田，顾不上村里，咱们的机会来了！”
他们的气焰日渐嚣张，从最初的言语冲突，发展到故意损坏农具、偷懒耍滑还振振有词，甚至开始试探性地占些小便宜，比如多占灌溉时间、偷拿村里分配给村民们为数不多的肥料。
王彩凤则在妇女中间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将一些原本对合作社分配，或对沈烨作风略有微词的闲话无限放大。
更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在经历了几次胡搅蛮缠之后，他们惊奇的发现，原本看似一团和气，异常团结的小河村，原来并非铁板一块。
自从分田到户后，一些原本在集体大锅饭里混日子、同样好吃懒做、眼高手低的社员，在失去了工分的强制约束后，也就暴露出了自己的本性。
他们对于沈烨制定的严格合作社章程、对民兵队的巡逻管束、甚至对沈烨本人的强势，早就心存不满。
凭什么沈烨能带着一帮人发药材财？
凭什么我们要受那么多规矩所约束？
孙志彪和王彩凤敏锐地嗅到了这股同类的气息。
他们开始有意识的接触这些人，在田间地头、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散播着对合作社“分配不公”、对沈烨“独断专行”的不满。
不断暗示那些蛇鼠两端的村民，如果大家联合起来，未必不能从沈烨手上分一杯羹，即便最后不能如意，但至少也不用受那么多管束。
“都是分田单干了，自己种自己的地，他沈烨现在就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大队长，还能管天管地管我们拉屎放屁不成？”
孙志彪和王彩风不断蛊惑这那些“志同道合”的村民：
“如今合作社成了沈烨他们核心圈子的玩意，赚再多钱的跟咱们没有关系？与其仰人鼻息，倒不如咱们自己联合起来，也搞出点啥名堂来，至少不用再受沈烨他们的掣肘，难道不舒服吗？”
这种论调，如同抛洒下的鱼饵，不断吸引着那些对沈烨心怀不满、又羡慕合作社收益的“边缘人”。
渐渐地，一个以孙志彪、王彩凤为核心，混杂了部分怨气最重的知青，和村里少数游手好闲、不服管束的刺头，逐渐在村里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与沈烨主流权威隐隐对抗的暗流。
等到沈烨终于从外部的事务中稍稍抽身，察觉到村里这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