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件事……”麦基放下酒杯，水晶杯底与大理石台面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跟我来，马克维茨兄。我们也该讨论你的去留了。”
他们离开办公室，穿过铺着厚地毯的长廊。地毯来自维多利亚，手工编织，每平方英尺的价格足以买下一套像样的工具。墙壁上挂着抽象画——大块大块的色块和混乱的线条，据说是某位哥伦比亚先锋艺术家的作品，价值一套公寓。马克维茨从来看不懂这些，也不认为自己需要看懂。艺术在这里不是艺术，是资产，是地位的象征，是另一种形式的金币。就像骑士竞技不是竞技，是娱乐产品；就像感染者不是人，是问题需要被解决。
麦基在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前停下。门是实木的，厚重的橡木，上面没有任何标记，只有一个隐蔽的密码键盘。他输入密码——马克维茨注意到他输入了十二位数字——门无声滑开，里面是一个小型的隔音会议室。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部老式的有线电话。电话是黑色的，沉重，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产物，有着拨号盘和缠绕的电话线。在这个人人用移动通讯终端的年代，这种电话只意味着一件事：绝对的安全，或者说，绝对的监控。线路是独立的，无法被窃听，但另一端的人知道一切。
“你先前关于电话的一席言论，我事后想了想，确实有道理。”麦基示意他坐下，自己则走到电话旁。他没有坐下，而是站着，像一个等待命令的士兵。
“我们在等谁的电话？”马克维茨问，心里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的胃在收紧，像有一只冰冷的手在揉捏它。
“一位记者的。”麦基微微一笑，那笑容让马克维茨背脊发凉。那不是温暖的微笑，也不是讽刺的冷笑，而是一种程式化的、经过训练的微笑，像面具一样贴在脸上。
“呃……记者？我们需要接受记者采访吗？”
“许多人都这么称呼他。只是个称呼。”
马克维茨突然明白了。在卡西米尔，“记者”这个词在某些圈子里特指一个人——玫瑰新闻联合报业的董事长，一个几乎从不露面，却通过媒体操纵着半数以上舆论走向的神秘人物。他控制着十七家报纸、九个新闻频道和三个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但他自己从未接受过采访，照片也只有几张几十年前的模糊影像。有人说他已经死了，现在的“记者”是一个团队；有人说他去了哥伦比亚，遥控指挥；还有人说他就住在卡瓦莱利亚基最豪华的公寓里，每天看着自己创造的舆论漩涡发笑。真相无人知晓，而这正是权力最安全的形式——当你不知道权力在哪里时，它就在 everywhere。就像无胄盟的玄铁大位，就像商业联合会的真正决策者，就像这个国家所有看不见的手。
电话就在这时响了。铃声很普通，但在隔音良好的房间里，却显得格外刺耳，像警报，像丧钟。
麦基接起电话，恭敬地低头，尽管电话那头的人看不见：“是。向你介绍一下，现在，在电话那头的，是玫瑰新闻联合报业的董事长……‘记者’凯恩。”
马克·维茨感觉自己站了起来，动作僵硬得像提线木偶。他的膝盖有些发软，但他强迫自己站稳。他想起了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从一个普通的中层经理，因为一份关于“感染者劳动力成本优化”的报告被恰尔内看中，在恰尔内突然被流放后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快到他来不及思考，来不及问为什么。现在，也许答案要来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平稳，温和，甚至带着一丝慈祥，却让人不由自主地绷紧神经。那声音经过处理，有一些电子杂音，但语调非常自然，像一个温和的长者在和你聊天：“马克维茨也在旁边。”
“是，很荣幸与您通讯……”马克维茨发现自己声音在颤抖。他试图控制，但失败了。这是生理反应，像动物遇到天敌时的本能，像站在悬崖边缘时的眩晕。
“马克维茨是我花重金从梅什科工业手里拿下的，他会是我的左膀右臂。”那个声音说，像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所以这里没有外人，麦基，你可以喊我父亲。”
马克维茨的呼吸停滞了一瞬。他看向麦基，后者平静地对着话筒说，声音里没有任何波澜：“……好的，父亲。”
接下来的对话表面上是家常。凯恩询问麦基母亲的健康状况，问他是否结婚，语气就像任何一个关心孩子的父亲。但每一句家常之下，都暗藏着某种更深的试探，某种权力的丈量。当麦基说母亲“常常念起你”时，凯恩沉默了足足三秒。那三秒钟里，马克维茨几乎能听见电流的嘶嘶声，能听见自己心跳的轰鸣，能听见某种更庞大的东西在无声地转动。
“您呢？父亲？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