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社稷将倾，女儿的救命钱、脸面钱，他都要雁过拔毛！江山将覆，外孙的天下、自家的根本，他都不肯出血相救！他难道真的蠢到以为，北京城破，他贪下的那两千两，他库房里堆积如山的金银，还能保得住？他周家满门老小，还能在新朝的刀下讨得活路？”

    “不，他不是想不到。他是自私贪婪到了骨髓里，短视愚蠢到了极致，一种病态的、疯狂的守财奴心态和侥幸投机心理，完全吞噬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理智、亲情和对危险最起码的判断力。他，以及当时朝廷上许多像他一样的顶级权贵，都陷入了一种可悲又可恨的集体妄想：天下兴亡，不过是皇帝轮流做。蒙古人来了，不也重用耶律楚材、刘秉忠？满清来了，想必也会如此。只要我有钱、有地位、有名望，给谁跪下不是跪？给谁磕头不是磕？换个老板，我或许还是国公，还是大学士，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

    “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高级打工仔思维’——东家破产倒闭，我换个东家，凭我的手艺（做官的本事）和本钱（家财），说不定还能谋个更好的职位——让他们在帝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毫无底线，毫无气节，也毫无远见。他们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开口闭口仁义道德、忠君爱国，骨子里却只剩下了最极端、最精致的利己算计。他们只看得见眼前私库里闪烁的金银，看不见身后即将席卷而来的、足以焚毁一切的滔天巨浪；只算得清自己账簿上锱铢必较的出入，算不清王朝倾覆后那无可逃避的、灭门绝户、身死名裂、为天下笑的最终结局。”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那幅遗臭万年、足以让一切斯文扫地的历史众生相：”木昌森语带刻骨的讥讽，如刀如戟，剖开那些道貌岸然下的丑陋灵魂，“东林领袖、文坛宗伯、礼部尚书钱谦益，国破之日，其妾柳如是劝其殉国，共投湖水，他探手试水，曰：‘水太凉，不宜。’清军兵临南京城下，他率众跪迎，剃发易服，后竟有‘头皮痒甚’之谑谈。更有无数官员，昨日奏章中还在痛斥奸佞、以气节自许，今日便争先恐后起草降表，争做新朝开国之功臣；昨日诗文中还在哀叹故国、思念旧君，明日便鞍前马后，为异族主子征伐故国同袍效力。”

    “他们天真地以为，或者说自我欺骗地相信，投降之后，不过是换身官袍，换个主子磕头，高官厚禄依旧，锦衣玉食照常。却不知，等待他们的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律令，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淋漓鲜血，是圈地占房、掠夺为奴的家破人亡，是文字狱下动辄得咎、心惊胆战的朝不保夕，是身为‘武臣’、在青史丹书上永远洗刷不去的骂名，在灵魂深处永远无法安宁的拷问。他们用气节、用良知、用民族大义换来的，并非想象中的安稳富贵，而是千古骂名、家族衰败、以及精神上永久性的残废与奴化。”

    “聪明吗？算计了一生，占尽了便宜，钻营了一世。最终，算丢了自己的魂灵，算亡了家族的运数，也算断了华夏脊梁最后一口硬气。聪明反被聪明误，自私终被自私噬。这，便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

    祠堂内，最后一缕香烛的青烟也彻底消散在冰冷的空气中。月光更加清冷地泼洒进来，照亮香案上那一列列沉寂的牌位，也照亮木守玄脸上那复杂难言的神情——有彻骨的冰寒，有洞悉后的悲凉，更有一种幻灭后的清明。

    儿子的话语，如同最后一阵凛冽的朔风，将他心中关于旧朝最后一点温情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