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6日,星期一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夏尔曼大楼,下午3点。安娜·科尔曼坐在德国代表团第二排的位置上,面前摆着同声传译耳机、一杯已经凉了的咖啡,还有一本厚达两百页的会议资料......其中一百九十页是关于农业补贴和渔业配额的,只有最后十页涉及希腊财政状况及欧元区稳定。圆桌会议厅的设计充满象征意义:二十七张座位围成完美的圆形,象征成员国平等。但每个参会者都知道,真正的权力不在圆桌上,而在会前走廊里的双边密谈,在午餐时的小圈子私语,在那些不记录在案的非正式交换意见中。此刻,希腊总理正在发言。他四十七岁,去年十月刚上任,原本的雄心是带领希腊进入新时代,现在却成了欧洲的问题儿童监护人。他的英语带着明显的希腊口音,但措辞经过精心打磨:“……希腊政府完全认识到财政整顿的紧迫性...我们将在年底前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包括削减公共部门工资、改革养老金体系、打击税收 evasion....我们不需要外部援助,只需要欧盟伙伴的政治支持和市场信心……”安娜低头记录,但笔尖几乎没有移动。这些话她在过去一个月里听过至少五遍....在希腊议会的电视转播里,在财政部的吹风会上,在欧盟工作组的预备会议上。措辞略有调整,但核心信息始终不变:我们能自救,请相信我们。问题在于,没人相信了。她微微侧头,看向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这位六十七岁的政治家正低头翻阅文件,眼镜滑到鼻尖,表情平静得像在阅读超市购物清单。但当希腊总理提到不需要外部援助时,安娜看见朔伊布勒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那是几乎难以察觉的冷笑。轮到朔伊布勒发言了。他摘下眼镜,用德语开始讲话,同声传译延迟两秒转换成英语:“德国完全支持希腊实施必要的财政整顿。但支持必须是双向的......希腊必须首先展示改革的决心和执行力。我们不能用德国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一个不愿改革的政府。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原则问题。”翻译把政治原则这个词处理得很温和,但安娜知道朔伊布勒的德语原意更尖锐:道德风险。这个词在过去三周里,已经成为德国财政部内部的口头禅。接下来是法国总统,这个五十四岁,以冲动著称的领导人今天难得地克制:“欧元是我们共同的成就,我们不能让货币联盟因为一个成员国的困难而受到威胁。法国愿意在必要时提供支持,但必须在欧盟框架内,且需要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典型的萨科齐式发言:听起来很強硬,实则什么都没承诺。愿意支持是态度,欧盟框架是限制,所有成员国共识是拖延战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达成二十七国共识需要的时间,可能比希腊的现金储备还长。会议进入非正式讨论阶段,翻译暂停。各国领导人开始用英语、法语、德语混杂交流。圆桌的秩序被打破,小圈子开始形成。安娜趁机起身,走到咖啡台续杯。在那里,她偶然遇见了法国财政部的一位副司长......两人曾在法兰克福的央行会议上见过面。“安娜,你们德国人太强硬了。”法国人压低声音,英语带着浓重法语口音,“朔伊布勒的发言听起来像最后通牒。”“原则问题。”安娜用标准的外交辞令回应。“原则?”法国人几乎要笑出来,“如果希腊真的违约,我们的银行会损失300亿欧元。你们德国银行也有280亿。到时候就不是原则问题,是生存问题。”“所以你们法国的建议是?”“立即启动救助程序,哪怕先给个框架。稳住市场信心,给希腊时间改革。”“然后呢?如果希腊改革失败,钱已经给出去了,谁来负责?”法国人沉默了。这正是问题的核心:谁愿意为可能失败的事情担责?会议重新开始。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各国代表轮流发言,重复着同样的主题:支持希腊,但附带条件;相信希腊能改革,但需要监督;欧元区必须团结,但各国财政独立。最终,会议公报由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的外交官宣读。安娜戴上耳机,听翻译机械的声音:“……欧盟领导人重申对希腊的坚定支持,相信希腊政府能够履行其财政整顿承诺………欧元区拥有足够的工具和决心维护稳定....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在必要时采取协调行动……”公报读完,会场响起礼貌但稀疏的掌声。相机闪光灯亮起,记者们开始离场赶发快讯。安娜合上笔记本。她数了数,公报全文487个词,其中相信,支持,决心等动词出现17次,必要时,适当时,在适当条件下等限定词出现9次。没有一个具体数字,没有一个时间表,没有一个可执行的方案。全是空气。她收拾文件时,看见希腊代表团成员脸色苍白地离开。一个年轻官员在和同事低声交谈,安娜捕捉到几个希腊语词汇:空话,时间快没了。她回到德国代表团办公室,用加密手机给彼得·蒂尔发了条简短信息:“峰会结束。公报空洞无物。德国立场不变:希腊必须先自救,否则免谈。法国焦虑但不愿单独行动。救助方案短期内不可能出台。市场将失望。”发送后,她删除了记录。窗外,布鲁塞尔的天空阴沉沉的,开始飘起细雨。欧盟总部大楼的玻璃幕墙在雨水中变得模糊,像这座联盟本身——————看似坚固透明,实则脆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