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皇帝将宦官尊为父母，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东汉的皇权已经彻底旁落，宦官集团成为了实际的掌权者。
张让的崛起，始终伴随着与名士集团的激烈冲突。
东汉自光武帝刘秀以来，重视儒学，大力扶持士大夫阶层，形成了强大的名士集团。
这些名士崇尚气节，以天下为己任，对宦官专权的黑暗局面深恶痛绝，而宦官集团则凭借皇帝的信任，打压异己，垄断朝政。双方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爆发了两次“党锢之祸”，而张让在这两次政治风波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此时的张还只是小黄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核心决策，但他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
当时，宦官集团的“五侯”专权，其子弟亲信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名士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执法严明，严惩了宦官的爪牙。
宦官集团怀恨在心，诬告李膺等人“结党营私，诽谤朝廷”，桓帝听信谗言，下令逮捕“党人”二百余人，虽然不久后将他们释放，但终身禁锢，不得为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名士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并未化解，反而更加尖锐。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在张让等宦官的策划下，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
当时，窦武、陈蕃被诛杀后，宦官集团彻底掌控朝政，他们趁机对名士集团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
张让与曹节、王甫等人联名上书，诬陷名士集团“互相勾结，图谋不轨”，请求灵帝下令逮捕所有“党人”。
灵帝年幼无知，在宦官的蛊惑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
张让等人亲自督办此事，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扩大搜捕范围，不仅将之前被禁锢的名士一网打尽，还牵连了许多无辜之人。
李膺、杜密等着名名士被捕后，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最终惨死。
此次事件中，被逮捕、流放、罢官的名士多达六七百人，其亲戚、门生、故吏也被牵连，终身不得为官。
第二次党锢之祸是东汉历史上的一场浩劫，它彻底摧毁了名士集团的力量，使得朝廷中再无能够制衡宦官集团的势力。
张让在这场风波中，充分展现了他心狠手辣的一面。
他不仅积极参与策划，还亲自督办搜捕事宜，对昔日得罪过他的名士更是毫不留情。
例如，早年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令时，因杀害孕妇被李膺追捕，张朔逃到张让家中，躲藏在暗室里。
李膺得知后，亲自率领吏卒闯入张让府邸，砸破暗室墙壁，将张朔逮捕斩首。张让一直对此事怀恨在心，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他特意指使手下加重对李膺的迫害，最终导致李膺惨死狱中。
党锢之祸的发生，使得东汉的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
朝廷中充斥着宦官及其亲信，这些人毫无治国才能，只知道贪污受贿、争权夺利，导致朝政日益腐败。
而那些有才能、有气节的名士则被排挤在朝堂之外，无法施展抱负。
这种局面，不仅让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让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变得岌岌可危。
许多名士被迫远离朝堂，隐居山林，或者转而投靠地方军阀，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宦官都与张让同流合污。
中常侍吕强便是一位难得的正直宦官，他熟读经书，清忠奉公，多次上书劝谏灵帝，反对宦官专权，主张赦免“党人”。
吕强的存在，成为了宦官集团中的一股清流，也让张让等人感到了威胁。
黄巾起义爆发后，张让等人趁机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吕强“与党人勾结，非议朝廷”，还说吕强研读《霍光传》，有谋反之心。
灵帝听信谗言，下令逮捕吕强。吕强得知后，悲愤交加，感叹道：“我一心为国，却遭小人陷害，死何足惜！”随后自尽身亡。
吕强死后，张让等人还不罢休，又诬陷吕强家中藏有巨款，将其宗亲收捕，没收全部财产。
吕强的悲剧，再次证明了张让等人的残忍与跋扈。
在他们的统治下，无论是名士还是正直的宦官，只要敢于反对他们，都会遭到无情的打压和迫害。
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统治方式，虽然让张让等人暂时巩固了权力，却也让他们成为了天下人的公敌，为日后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东汉末年，经过长期的政治腐败和苛捐杂税的压迫，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绝境。
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
而张让等人主导的卖官鬻爵、横征暴敛，更是让百姓的负担雪上加霜。
正如郎中张钧在奏折中所说：“百姓冤屈无处诉说，因此才谋议不轨，聚众成为盗贼。”在这种背景下，黄巾起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