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他指向庭院，“枯山水，无真水，却让人见水；无真山，却让人见山。生死亦如是。因有死，生方显其珍贵；因有涯，追求方显其热烈；因有不可知，敬畏与意义方得以诞生。 爱情、艺术、科学、传承、牺牲……人类文明最璀璨的花朵，无不扎根于‘生命有限’这片苦涩的土壤。”
“而现在，”住持的声音依旧平静，却像冰冷的泉水渗入石缝，“他们声称能拔除这片土壤。永生，无限，全知（至少在模拟中），极乐。当死亡被技术性地‘解决’，当痛苦可以一键屏蔽，当未知变为预设的已知……那么，爱情是否还是那飞蛾扑火般的炽烈？艺术是否还是对存在痛苦的呐喊与超越？探索是否还是冲向未知黑暗的勇气？当‘人’不再是被抛入有限时间、必须做出选择并承担后果的存在者，那‘人’究竟是什么？ 一具永恒快乐的……数字肉块吗？”
佐藤教授感到一阵寒意。住持的话，剥开了技术承诺之下，那个令人战栗的哲学深渊。
“更甚者，”住持继续，“上传，意味着‘我’可以脱离这具从出生到衰老、与疾病和欲望纠缠的血肉之躯。这身躯，是我们的限制，也是我们的境遇，是我们所有体验——痛苦与欢愉，脆弱与力量——的源头。它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技术说：你可以抛弃它，保留‘精华’（意识）。但脱离了这具体境遇的‘意识’，还是原来的‘我’吗？一个没有身体疼痛、没有饥饿驱力、没有荷尔蒙波动、没有衰老痕迹的‘我’，如何去理解曾经的悲伤、渴望、激情甚至悔恨？记忆可以复制，但体验的境遇无法复现。 一个脱离了其诞生土壤的‘意识’，或许只是一个精致的幽灵，徘徊在它再也无法真正理解的、关于‘活着’的记忆博物馆里。”
庭院陷入沉寂。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城市骚动声，提醒着外面世界的崩坏。
“他们不是在延续生命，信一君，”空海住持最后说，目光悠远，“他们是在重新定义生命。用一种我们尚无法理解、也无法评估其后果的方式。而当生死界限被如此粗暴地擦除，数千年来建立在‘向死而生’基础上的一切伦理、法律、艺术、社会结构……都将如同这枯山水庭院的沙砾，一阵风来，便面目全非。”
佐藤教授深深吸了一口气，线香已燃尽，只剩一点暗红的灰。“那我们……该如何自处？”
空海住持缓缓起身，看向灰暗的天空。“老衲会留在这里。与此寺，与此身，同朽。或许，这是属于我这个旧时代残党，最后的……坚持。”
这是一场静默的、却更加根本的战争——关于生命意义本身的战争。当技术宣称能解决死亡，它无意中宣判了建立在“有限性”之上的一切人类价值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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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紧急伦理委员会会议室。
会议已持续了十个小时，烟雾缭绕（尽管禁烟），咖啡杯狼藉。与会者包括顶尖的神经科学家、生物伦理学家、法学家、医生，甚至几位被秘密邀请的心理学家和神学家。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所以，从神经映射的连续性来看，‘王大锤’的数字意识，极大概率维持了其生物原型的记忆、人格核心和逻辑推理能力。我们可以认为，‘他’在认知和心理层面，是‘同一个人’的延续。” 一位神经科学家指着复杂的脑区对比图总结道。
“我同意技术层面的判断，”一位生物伦理学家立刻接口，声音尖锐，“但‘同一个人’的法律和伦理身份呢？生物意义上的王大锤已经死亡，有死亡证明。数字存在的‘王大锤’是什么？是财产（死者遗留的数据）？是死者的数字肖像（需家属同意）？还是一个全新的、拥有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主体？如果我们承认后者，那么是否意味着每一份成功上传的意识，都瞬间在法律上‘复活’了？那现有的继承法、婚姻法、刑法……全部要推翻重写！”
“不仅如此，”一位法学家揉着太阳穴，“假设我们承认数字意识体的法律人格。那么，如果这个数字意识体‘犯罪’——比如在数字空间攻击其他意识体，或利用其对物理网络的接入能力造成物理破坏——谁负责？如何审判？如何惩罚？关掉他的服务器？那是死刑吗？一个我们已经承认其‘活着’的意识，我们能执行‘数字死刑’吗？这比讨论克隆人权利复杂一万倍！”
“还有医疗伦理！”一位资深急救医生拍案而起，他刚从濒临崩溃的医院轮岗过来，眼袋深重，“就在今天早上！一个晚期癌症患者，拒绝了我们所有的姑息治疗，要求我们立即‘协助他意识上传’！他说反正要死，不如赌一把数字生存！我们怎么处理？现有的医疗规范要求我们竭尽全力救治生物生命直到终点。但‘上传’算什么？是另一种形式的‘临终关怀’？还是‘协助自杀’甚至‘加工尸体’？如果我们做了，是不是在变相承认，对于某些患者，生物生命不值得活，数字生存才是更好的选择？这开了多可怕的口子！”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