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厂的织布机比辛哈工坊的纺纱机大得多，声音也响得多，三十台机器在厂房里同时轰鸣，震得地面都在微微颤抖。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晨光从玻璃窗照进来，能看见空气里飞舞的棉絮，像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雪。
她的右手食指还缠着纱布，医生说骨头接上了，但要三个月才能好利索。
现在这根手指不能用力，一用力就钻心地疼。所以她只能用左手干活，动作慢，出的活就少。
工头昨天来看了，在记录本上划了一道，没说什么，但眼神不太好看。
“拉妮，线断了。”旁边的女工小声提醒。
拉妮低头，看见经线断了一根。她停下手，用左手小心地去接。
手指不灵活，接了几次都没接上。汗水从额头流下来，滴在布面上，晕开一小块深色。
“我来吧。”旁边的女工伸手帮她，三两下接好了线。
这女工叫卡玛拉，三十多岁，是工坊里的老手，干活又快又好。
“谢谢。”拉妮小声说。
“手还没好？”卡玛拉问，眼睛盯着自己的织布机，手里动作不停。
“没好利索。”
“那你得小心。工头说了，这个月产量不达标的人，下个月就不要了。新工厂人多，外面等着进来的人排着队呢。”
拉妮心里一紧，她需要这份工作。一天十五个安那，管三顿饭，月底还有全勤奖。
这些钱，够她母亲和弟弟妹妹吃饭，还能攒一点，等父亲回来。
虽然父亲去年打仗后就没了音讯，但母亲说，要攒着，万一哪天回来了，要有钱治病，要吃饭。
她又开始干活，左手捏着梭子，穿过纱线。动作还是慢，但稳了些。
汗水湿透了后背的衣服，黏在皮肤上，厂房里很热，机器发热，加上三十个人呼出的气，像蒸笼。
但没人敢停，停了，产量就少了，工头就会记一笔。
午休的哨声响了。机器陆续停下来，女工们起身，揉着酸痛的腰背，走向食堂。
食堂在厂房后面，是个大棚子，摆着长条桌凳。
午饭是豆子汤和面饼，汤很稀，饼很硬，但管够。
女工们排队打饭，找位置坐下，埋头吃，没人说话。吃饭时间只有半小时，吃完了要马上回去干活。
拉妮找了个角落坐下，她用左手拿起饼，咬了一口。
饼很干，她喝了口汤，勉强咽下去，右手放在腿上，纱布已经脏了，灰扑扑的，边缘开了线。
她没时间换，也没钱买新的，工厂医务室说有纱布，但要工头批条子。
她不敢去找工头，工头看她的眼神，像看一个累赘。
“拉妮。”
有人在她对面坐下，是工头，一个印度男人，四十多岁，穿着华夏人发的蓝色制服，胸口别着工牌。
他手里端着饭盘，盘子里除了豆子汤和饼，还有一小块羊肉，那是管理人员的加餐。
“工头。”拉妮放下饼，坐直身体。
“手怎么样？”工头用下巴指了指她的右手。
“好多了。”
“好多了就好好干活。”工头咬了口羊肉，嚼得很慢，
“你知道，新工厂是华夏人投的钱，辛哈老板只是管理人。华夏人要产量，要效率，要赚钱。你手不好，干活慢，影响整体产量。辛哈老板压力也大。”
“我会努力的。”拉妮说。
“光努力没用，要出活。”工头喝了口汤，
“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晚上加个班。多加两小时，把白天落下的补上。工钱按小时算，五个安那一小时。怎么样？”
拉妮愣住了。加班，两小时，十个安那。很多钱。但她的手……
“我手还疼，晚上……”
“疼就忍着。”工头打断她，“要么加班，要么走人。外面有的是人想进来。你自己选。”
工头站起身，端着饭盘走了。
拉妮坐在那里，看着盘子里剩下的半块饼，饼很硬，像石头。她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喉咙发紧，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
“他逼你加班？”卡玛拉端着盘子走过来，在旁边坐下。
拉妮点头。
“别答应。”卡玛拉压低声音，
“晚上加班，灯暗，机器容易出事。上个月南区有家工厂，晚上加班，一个女工的手被卷进机器，整条胳膊都没了。工厂赔了五十个安那，了事。五十个安那，一条胳膊。”
拉妮的手抖了一下，她看着自己缠着纱布的右手食指，想起骨头接上时那种剧痛，想起医生说的话：再伤一次，这根手指就保不住了。
“可我不加班，他会赶我走。”
“那就走。”卡玛拉说，“德里这么大，总有活路。去给华夏人洗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