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滇公路（昆明—宜宾）、湘黔公路（长沙—贵阳）、桂湘公路（南宁—衡阳）、川黔公路（重庆—贵阳）……四条主干道，数十条支线，两百多万民工投入其中。
测量队先行，民工队伍跟进，分段包干，展开劳动竞赛。充足的资金、粮食和高效的组织，让工程进度一日千里。
到1935年底，西南五省新增通车公路里程超过八千里，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之间，初步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物资流通的速度。
之前从长沙运一批货去贵阳，马帮要走半个月，还经常遇到土匪，现在卡车走公路，三天就能跑个来回；之前云南的茶叶运不出来，外面的工业品运不进去，现在顺着公路，源源不断地流通，沿途的集市越来越热闹，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西南的经济脉搏，开始强劲跳动。
军队的调动速度，更是提升了五倍不止。之前从长沙调一个师去滇西，要走一个月，现在顺着公路，五天就能完成部署，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
三号工程：水利与农田基本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龙啸云抽调六十万民工，结合以工代赈，大力兴修水利。
洞庭湖区域，加固千里防洪大堤，疏浚河道，修建排灌站，彻底解决了年年泛滥的水患；
云南的坝子，整修滇池出口，开挖了数百公里的灌溉沟渠，建设了数十座小型水库，靠天吃饭的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田；
贵州的山区，修建了上万座山塘、水窖，不仅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还让大片坡地变成了能灌溉的良田；
四川南部、广西境内，整修了都江堰延伸灌区、兴安灵渠等古老水利设施，新建了一批堰塘、水渠，灌溉面积翻了一倍。
这些工程，或许不如公路那样显眼，却惠及了千家万户。
当年秋收，所有水利工程受益的地区，都传来了丰收的喜讯。粮食平均增产超过三成，不少地方直接翻了倍。
黔北的一个老农，捧着一把沉甸甸的稻穗，跪在刚修好的水渠边，对着长沙的方向连连磕头，老泪纵横：“种了一辈子田，没见过这么壮的穗子！龙主席修的渠，引来的不是水，是我们老百姓的活命水啊！您的恩情，我们世世代代都还不完！”
四号工程：军工与民用工业扩建
这是龙啸云为长远计的重中之重。他利用抄没的巨额资金，大规模扩建和新建工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工和民用工业体系。
昆明兵工厂，在原有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增添了数百台从德国、美国进口的新式机床，建立了子弹、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榴弹炮完整生产线。到1935年底，月产能达到：子弹一千万发，步枪八千支，轻重机枪五百挺，迫击炮六十门，各型炮弹三万发，产能比之前翻了三倍还多！
贵阳兵工厂，重点发展中小口径火炮和弹药，月产75毫米山炮三十门，105毫米榴弹炮十门，各型炮弹两万发，成为了西南部队的“火力心脏”。
长沙重型机械厂，合并了当地数家小厂，扩建后不仅能维修坦克、卡车，还成功仿制出了国产卡车底盘和简易拖拉机，实现了车辆的自主维修和部分零件的自主生产。
除此之外，纺织厂、被服厂、皮革厂、火柴厂、肥皂厂、造纸厂、粮油加工厂等民用工厂，在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些工厂不仅提供了大量日用品，稳定了市场物价，更吸纳了数十万城镇贫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就业，让无数家庭有了稳定的收入，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五号工程：文教与卫生建设
龙啸云深知，一个地区的振兴，终究要靠人。他从民生基金里划出专款，在西南各地大规模兴建新式学堂、扫盲班和公立医院。
到1935年底，西南五省新建公立小学超过三千所，中学一百二十所，师范学校、工业技术学校二十余所，让无数穷苦人家的孩子，第一次走进了学堂，认识了字，知道了外面的世界。
各县都建起了公立医院，乡镇建立了卫生所，免费给百姓接种疫苗，治疗常见病，彻底改变了之前“小病扛，大病死，看病只能找巫医”的局面。
“龙氏新政”的效应，开始全方位显现。
经济层面，巨额基建投资拉动了内需，大量工钱流入民间，刺激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全面复苏。交通改善促进了商品流通，城市日益繁荣，物价稳定，百姓手里有了余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社会层面，三百八十万民工通过劳动获得稳定收入，极大地缓解了社会贫困和动荡。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提升了家庭地位和社会活力。新学兴起，陋习渐改，整个西南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政治层面，百姓生活切实改善，对龙啸云政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