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膀抖了一下。

    很轻，轻到旁人几乎看不出来，但章嬷嬷看见了。

    这就是他。

    二十年前那个人，在信里也好，当面也好，永远把最重的话包在最轻的壳子里。

    说正经的绕半天弯子，说心疼的要拿打趣来挡。怕她笑话，又怕她不笑。

    一封信写得七拐八弯，到最后还不忘拌嘴。

    信纸翻到了最后。

    底下几行字的间距宽了不少，落笔比前文慢，一个字一个字斟酌着往外挤。

    “仗快打完了。这回是硬仗，但粮草说是已在路上，再撑几日就好。”

    “等我回来，把这棵树连根带土搬回京城。种在你院子里，开春就能看花。”

    “我答应过你”

    字迹到此戛然而止。

    最后一个“你”字的末笔拖出一道长长的墨痕，歪歪斜斜地划出纸边。

    写字的人被什么猛地惊动，手上一顿，笔便搁下了。

    没有下文了。

    再下面，是大片大片的空白。

    号角响了。

    他搁下笔，拿起那支削了一半的木簪，翻身上马。

    再没有人回来把那句话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