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不久，那份着名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墨迹已干。决议明确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
具体步骤清晰指向东方和北方：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已在高层形成共识。
但共识之下，仍有忧虑。
十二月二十六日，瓦窑堡一处较大的窑院里，军事会议召开。窑洞内烟气缭绕，粗木条凳上坐着红一方面军主要指挥员。墙上挂着手绘的陕甘晋地区简图，黄河如一条黄褐色的带子，将陕西与山西分隔开来。
主持会议的领导人开门见山：“政治局定了方向，今天请诸位来，是具体议一议东征怎么打。大家放开谈，有什么顾虑、什么想法，都摆到桌面上。”
红一方面军首长第一个发言。他披着件旧军大衣，手指在地图上黄河段重重一点：“东征，我赞成。但有两个实际问题，必须想清楚。”
他抬起眼，目光扫过众人：“第一，阎锡山的晋绥军不是软柿子。他在黄河东岸经营多年，碉堡林立，防线严密。我们要渡河，船从哪儿来？渡河点怎么选？怎么保证第一波部队过去后，能站住脚？”
“第二，”他手指从黄河东岸向西回划，“更关键的是后路。红军主力一旦渡过黄河，万一后路被切断，黄河渡口丢了，我们撤不回来怎么办？山西是阎锡山的老巢，我们人生地不熟，要是被缠住，后果不堪设想。”
首长顿了顿，说出自己的意见：“我的想法是，先不急着过河。我们可以在陕北做出大举东进的态势，摆出要渡河的架势，把阎锡山伸进陕北的部队——比如那个正蠢蠢欲动的孙楚部——吓回去，让他收缩防线。我们趁这个机会，巩固、扩大陕北根据地。等我们脚跟更稳了，再图东进。”
这番话务实而谨慎，引起不少点头。确实，陕北苏区刚站稳，贸然深入山西，风险太大。
但红一军团军团长有不同看法。他身材瘦削，说话声音不高，却条理清晰：“首长顾虑的，我都同意。但我补充一点：陕北太贫瘠了。”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陕北的沟壑梁峁：“这里地广人稀，土地贫瘠，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我们要扩大红军，兵员从哪儿来？粮食从哪儿来？靠陕北，撑不起一支大军。”
他目光转向南方：“我建议，主力南下，向陕南发展。秦岭山区地形复杂，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好。我们可以像在南方那样，打游击，建根据地。那里人口稠密，物产也相对丰富，是扩大红军的好地方。”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已经初步拟了个名单，哪些部队、哪些干部适合去陕南打游击，都列出来了。如果中央同意，我愿带队南下。”
窑洞里响起低声议论。南下陕南，这确实是条路子，但意味着与东征的战略方向背道而驰。
又有指挥员提出向西：“陕北往西，是宁夏、甘肃，再往西就是新疆。我们可以走河西走廊，打通与北边（苏联）的联系。如果能从北边获得武器弹药支援，红军的战斗力能上一个台阶。”
向东？向南？向西？
意见纷呈，各有道理。
主持会议的领导人静静听着，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同志们的顾虑，都有道理。”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按在山西的位置：“阎锡山在山西搞独立王国，对日本暧昧，对红军凶狠。不打疼他，他伸进陕北的手就不会收回去。我们东征，一为抗日，二为讨逆，三为扩红——山西人口两千万，是陕北的十倍。只有打出去，红军才能壮大，抗日才有力量。”
“当然，”他转向一方面军首长，“渡河的困难、后路的安危，必须周密筹划。这不是蛮干，是要打巧仗。”
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一直沉默聆听的秋成身上：“秋成同志，你是军委委员，也说说你的看法。”
窑洞内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秋成。
秋成站起身，走到地图前。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我支持中央决定的东征方针，认为是当前最正确、最紧迫的选择。”
“我们红军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如果这时候不向抗日前线挺进，反而南下、西进，政治上就失了先手，道义上就矮了一截。老百姓会问：红军的抗日是真是假？”
他转向山西方向：“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几十年，把山西搞成独立王国，对日本态度暧昧，对红军严防死守。不打疼他，他不仅不会收敛，还可能变本加厉挤压陕北苏区。只有东征，打到山西去，才能迫使阎锡山收缩，才能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才能从山西获得兵员、物资补充。”
“至于渡河和后路问题，”秋成看向领导，“我相信，只要筹划周密，准备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