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33年日军攻破长城、占领热河之后，丰宁就落入了伪满政权的控制之下。县城设在凤山镇（现在的丰宁凤山镇），伪满在这里设了县公署，县长虽然由中国人挂名，但实际权力都掌握在日本副县长手里。县下面设村、甲、牌，层层管制，负责这些职务的要么是地痞流氓，要么是被逼无奈的地方乡绅，成了日伪统治的爪牙。
压迫越狠，反抗就越强烈。丰宁的抗日火种从没熄灭过。在县西南边、靠近密云的窄岭地区——也就是丰宁最高峰云雾山的东南山脚一带，从1934年开始，就活跃着一支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抗日联装会”。
窄岭联装会的核心是三个背景不同但志同道合的人：
李政一，北平大学的学生，家境不错，读书时接触了进步思想。日军侵略热河后，他毅然回到家乡，用笔和智慧组织乡亲抗日，是联装会的灵魂人物。
袁水，出身贫苦，早年为了活路当过土匪，但他只抢富人、接济穷人，在民间有点侠义名声。日寇来了之后，他觉得“国家都要没了，还当什么土匪”，于是带着手下的兄弟下山，把刀口转向侵略者，成了联装会最勇猛的一把刀。
孙贤，是本地的乡绅，家里有钱，平时也乐善好施，更重要的是有强烈的爱国心。他出钱出粮，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联装会、提供物资，是坚实的后盾。
三家合力，乡亲们也积极响应，出钱买枪，自己组织操练，窄岭一带的抗日热情一度很高。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秋天，日伪开始重点“清剿”各地自发的抗日组织。特务混进窄岭，打听到李政一和袁水某天外出，就带日军包围了联装会的驻地。当时没人指挥，民兵的武器被缴，留在后方的孙贤也被抓了。
袁水听到消息后逃进密云的山林暂时躲了起来。李政一则面临更严峻的考验。日军知道他有点声望和能力，就用两千块大洋引诱他当伪职，被李政一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竟然抓了他老母亲，关进凤山监狱。李政一是个出名的孝子，听到消息后心如刀割，不顾别人劝阻，连夜赶到凤山投案，用自己换母亲自由。
敌人见他孝顺，以为能利用这一点，又逼他当“丰宁县第三区教育局局长”，想用这个“文职”来收买他、瓦解民心。李政一骨头硬，怎么可能给鬼子办事？再次坚决拒绝。日军大怒，对他严刑拷打。消息传开，窄岭和周围的乡亲们又悲又愤，好几百人自发聚在县公署到监狱的路边，哭着求放人。日伪见民愤太大，怕闹出更大的乱子，只好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李政一放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凤山镇外。
当窄岭地区数百名父老跪在凤山镇伪县公署前的土路上，用最朴素也是最沉重的方式为他求情时，隔着监狱高墙的他并不知道。直到狱门打开，看守没好气地将他推出，他才看见那些熟悉的面孔，写满了担忧与期盼。
李政一穿着一身日军为了顾计面子给他换上的灰色长衫，站在县监狱门外，向簇拥而来的父老乡亲深深作揖。他脸色苍白，眼窝深陷，额角还带着未愈的淤青，但脊梁挺得笔直。阳光照在他清瘦的脸上，映出一份劫后余生的平静，与眼底深处压抑的屈辱与愤火。
“诸位乡亲，政一无恙，累大家挂心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清晰有力。
几位乡老上前，握着他的手，老泪纵横：“政一啊，受苦了……出来就好，出来就好！”
婉拒了乡亲们护送的美意，李政一登上家里安排的旧马车。车夫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汉子，裹着厚重的羊皮袄，挥动鞭子，马车吱呀呀驶离凤山镇，沿着黄土路向窄岭方向行去。
车厢内，李政一靠在颠簸的车板上，闭着眼，眉头紧锁。身上各处的伤痛阵阵袭来，却远不及心中郁结的苦闷与悲愤。家国沦丧，志士遭囚，抗日组织星散，前路茫茫……种种思绪如同沉重的铅块，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母亲虽已平安，但自己此番受辱，组织瓦解，下一步该如何走？难道就此蛰伏，眼睁睁看着日寇横行？
“唉……”一声压抑的长叹，在狭窄的车厢内回响。
车帘外，赶车的汉子似乎听到了这声叹息。他略略偏头，用眼角余光扫了一眼车厢，犹豫片刻，从怀里摸索出一份折叠整齐、边缘已有些磨损的报纸。手臂从车帘侧面伸进去，声音粗嘎却带着一种刻意的平静：
“后生，若是心里烦闷，不如看看这个，换换心情。”
李政一睁开眼，看着递到面前的报纸，微微一怔。这年月，报纸可不是寻常物件，尤其在这日伪控制严密的地区。他道了声谢，接过报纸，展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个醒目的大字标题，并非本地常见的伪满或日伪控制的报刊样式。他心头一动，凝神看去——
“华北抗联张北大捷！全歼日寇中队，击毙伪首李守信！”
李政一浑身一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猛地坐直身体，不顾马车颠簸，双手紧紧抓住报纸，凑到眼前，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贪婪阅读起来。那一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