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人在中国的婚姻制度中zhan有重要的地位，孟子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形态使人们的劳动、教育、娱乐都局限在家庭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因此相互之间很是隔膜，也使得家长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家里有些什么人。因此，即使自己家里的儿女已长大成人，却不知哪家需要嫁女娶媳。封建的风俗造成了人们在求偶问题上的腼腆心理，想得到配偶不公开言明成了封建社会风俗的重要特征之一，直言问之等于愚昧无知，委托他（她）人曲道求之是封建时代求偶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有一个媒人从中斡旋是最好不过的了。关于媒人的演变史，《中国婚姻史》认为“媒妁具有居间人之性质，在买卖婚时代当即有之；殆买卖婚演变而为聘娶婚，买妻卖女之居间人亦演变而为媒妁，遂以合姓为难，赖媒往来，以传婚姻之言也矣，或即为‘使’。”《诗经》有“取妻之如何，匪媒不得”可以看出媒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成为婚姻的重要条件了。从《仪礼•士婚礼》中规定的成婚程序六礼来看，从采纳、问名、纳吉、纳征到请期、婚礼，没有那个环节能离开媒人。“于是男女以行媒始知其名，无媒则亦不交；男方无媒不得妻，女方无媒老且不嫁”。《唐律疏议》中也有“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婚嫁要行媒成为婚姻的法定条件。非但如此，媒妁制度还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鲁桓会于嬴，成婚于齐，不由媒介自成其婚，史家遂以非礼贬之”，成婚不用媒人竟然被后人以违礼法而讥贬之；《管子》中也有“自媒之女，丑而无信”可见，成婚用媒已上升到了伦理道德的高度，用媒则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不用自为媒则违反伦理道德，是要受到轻视的。元《典章》中载：“媒妁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充官为籍”媒妁的主要成分是妇女，因此媒妁又俗称媒婆，它是中国古代妇女的重要职业。但是，虽然媒妁制度及媒人极为重要，但却难在正史中寻其踪迹，因此小说家言也就成为我们研究这一制度的主要佐证，因为小说家在叙述时事时，必须牵涉其社会背景，合情理，符合事实，因此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一些历史问题的材料。冯梦龙（公元1574－1646）生于明末，为崇祯时贡生，曾任知县，其所辑明末短篇小说，于1624年至1627年之间刊行为《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每书均含短篇小说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小说，统称《三言》。其中既有叙述前代人物者，又有承袭宋元话本者，但其观点代表元明社会情形，反映元明社会状况，因此，通过《三言》的记叙我们可以大底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媒妁制度以及媒人既然在婚姻制度中如此重要，不可避免的在《三言》中有所涉及。《三言》中塑造了许多媒婆的形象，从中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中国古代的媒婆这个特殊群体和媒妁制度。一、官媒婆中国古代许多封建王朝都设有官媒，由他们来管理黎民百姓的婚姻，因此，媒人有时也被称作官媒。《红楼梦》中就多次有官媒记载，第77回有“官媒来说探春”，第71回、第72回也有官媒这一称呼，由此官媒制度可见一斑。官媒制度早在周代就已出现，当时的的媒官被称为“媒氏”，从国家领取一定的俸禄，执行公务。《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嫁殇者。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刑者，归之于土。”从“掌万民之判”之句可以看出：判者，半也，男女一人各为一半，合之为偶尔为夫妇。因此，“判”即婚姻，“掌万民之判”也就是掌管婚姻之事，这也就是媒官的职责。上述文字说明了媒氏的具体职责有：一、记录新生婴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二、通令成年男子要按时结婚，不可逾期；三、每年二月农忙之前，督促青年适龄男女及时结婚；四、监督、执行财力的数量；五、主管婚姻诉讼案，惩罚那些违法者。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官媒制度的最早和最完备的记载。《史记》以至于二十四史虽有“职官志”，但是对媒官都没有具体的记载，倒是在一些人物志里涉及媒官，原因是秦以后没有正式设立媒官。但是，媒官的称呼一直都未改变，一般指那些在衙门中执行命婚判决的女卒。在《三国志》中，就提到“为设媒官，始知嫁娶”。到了元明时期，官媒则是指在衙门中登记认可的媒婆，其身份同衙役一样，主要是管女犯人的婚配；或者是婚姻发生纠纷，在堂上发落婚配，找官媒解决等等。《三言》中明确提到“官媒婆”的虽然只有《喻世名言》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陈太常爱惜自己的女儿，因而便换官媒婆吩咐道：‘我家小姐年长，要选良姻，须是三般全的方可来说：一要当朝将相之子，二要才貌相当，三要名登黄甲。由此三者，立赘为婿；如少一件，枉自劳力’。”但是，《醒世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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