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再往下问，很容易变成你在替凯瑟琳资本说话。
这时候，一个留白发的议员终于开口了。
“陈先生，我不想讨论私人资本。我想回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请说。”
“你如何解释，启棠科技在短时间内取得的技术突破，为什么会快到让人难以相信？”
这个问题，才是今天真正的核心。
会场所有的注意力，又重新聚到了陈启身上。
陈启没有急。
他把手伸进文件夹里，抽出了两张纸。
第一张，是那张《家庭收支表》。
第二张，是那份国家级检测报告。
他把两张纸，并排放在桌上。
“先看左边。”他说。
镜头切过去。
那张A4纸被投到了大屏幕上。
《6月家庭收支表》。
收入5200。支出6047。结余：847。
会场里一阵短暂的骚动。
很多人没想到，在这种听证会现场，会看到这种东西。
“这是我三年前的家用支出表。”陈启说，“当时我失业，住在中国一个没有电梯的城中村六楼。妻子的工资，一个月五千二。不够养家。”
“为什么我要那么快？”
“因为我没有时间慢慢来。”
他抬起头，直视着议员席。
“你们问，一个做金融出身的人，为什么能做出这种技术。”
“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没有退路。我的团队也没有退路。”
“苏明哲在破实验室里蹲了十二年。陶安然在硅谷失败后回国重来。周德明在日本大厂干了二十年，被排挤回国。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按在地上踩着。”
“我们不是在做一项漂亮的技术演示。我们是在用它活命。”
他把那张《家庭收支表》往前推了一点。
“所以你们觉得快。我不觉得快。我觉得慢。”
“如果不是被封锁太久，如果不是设备太贵，如果不是总有人试图掐死我们，我们本来可以更快。”
他说完，把手按在另一张检测报告上。
“再看右边。”
“这不是PPT。不是概念。不是估值模型。”
“这是结果。”
“185.2wh/kg。4000次循环。微管缺陷率小于0.1。”
“你们可以质疑我们，可以不信任我们，也可以继续审查。”
“但报告在这里，样品在这里，数据也在这里。它们不是靠态度就能抹掉的。”
后排的记者，有人已经把镜头从陈启身上移到那两张纸上了。
左边，是一个普通家庭最狼狈的时候。
右边，是一片世界顶级水平的碳化硅晶圆报告。
这中间，隔着三年。
这三年，不需要再用太多花哨的话去解释。
它自己就够有力量。
主席试图重新掌握会场。
“陈先生，你刚才提到了国家基金。你是否承认，启棠科技的崛起，得益于来自中国国家资本的不公平支持？”
这个问题，它从技术转向制度。
一旦答不好，就会掉进“国家资本不正当竞争”的坑里。
陈启看着主席。
“我承认我们接受了公开、透明、经过尽调和审查的产业基金投资。”他说，“而且我认为这非常合理。”
会场里立刻有人抬头。
“美国政府每年通过补贴、税收减免、国防订单和出口信用支持了多少家本土半导体企业，各位比我更清楚。”陈启说，“如果美国支持自己的产业叫战略，那中国支持自己的产业，为什么就叫威胁？”
有人想打断。
陈启没给机会。
“我不要求你们喜欢这个答案。”
“我只是要求同一把尺子，量别人，也量你们自己。”
这句话一出来，后排一个欧洲记者直接低头写了一整行。
因为这话是说给全世界看的。
再往后，问答开始变成了拉锯。
有人问启棠科技和军工是否存在项目合作。
陈启说，没有任何军工订单，没有任何军工资质，欢迎查。
有人问为什么地方政府给那么多支持。
陈启说，因为产业会留下来，税收会留下来，就业会留下来，这叫投资，不叫馈赠。
有人问他的交易记录为什么胜率高得不正常。
陈启说，因为我研究得比别人深，下手比别人早，扛风险比别人久。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能因为你做不到，就说它不该存在。
整场听证会打到最后，节奏已经彻底不是原来的节奏了。
原本预设的是一场针对启棠科技的审判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