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回头。
她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回头，也许是怕看到母亲站在门口送她，更怕看到母亲没有站在门口送她。哪一种她都承受不起，所以她选择了不回头看。
那些年她在流水线上当过工人，在饭店里洗过碗，在商场里站过柜台，在写字楼里做过文员。她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把省下来的钱寄回家里，因为弟弟要上学，因为父母说家里困难。她寄钱的时候从不多想，就像一种本能，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家里需要，她就给。
弟弟大学毕业那年，父母掏空了积蓄帮他在省城买了房子。宋棠是从别人嘴里听说这件事的，没有人通知她，没有人跟她商量，甚至没有人觉得这件事跟她有关。她打电话回家问了一句，母亲在电话那头说：“你是女孩子，要房子干什么？将来嫁人了住婆家的。”
宋棠握着手机，在出租屋的窗前站了很久。窗外是南方城市永远灰蒙蒙的天，楼下是永远嘈杂的街道，她站在十一楼的窗户前面，觉得那个声音很远很远，远得像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
她没有吵，没有闹，没有像很多被亏待的女儿那样回娘家大吵一架。她只是在那天晚上失眠了，翻来覆去地想一个问题：如果她是弟弟，母亲会这么对她吗？
答案她早就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后来她结了婚，嫁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生了孩子，在城里买了房子，日子过得不好不坏。逢年过节她还是会打电话回家，偶尔也会回去看看，每次回去都大包小包地拎东西，母亲接过东西的时候会笑一下，但那笑容很快就收了回去，像一颗小石子投进深水里，涟漪还没散开就消失了。
饭桌上，母亲永远只跟弟弟说话。“小宝今天工作累不累？”“小宝你想吃这个吧，妈给你夹。”“小宝你媳妇最近怎么样？”宋棠坐在对面，像个客人，有时候甚至像个陌生人，母亲的目光从她身上掠过，比掠过一把椅子还要漫不经心。
家族群里，母亲只回复弟弟的消息。宋棠发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偶尔她会看到弟弟发一张照片，母亲在下面秒回一串语音，语气欢快得像换了个人。宋棠不发了，但群没有退，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退，也许是为了维持某种体面，也许是不想承认自己在乎。
她当然在乎。谁不在乎？
父亲六十岁那年摔了一跤，住进了医院。宋棠请了假连夜坐火车赶回去，在医院陪护了半个月，端屎端尿，擦身喂饭，夜里睡在走廊的折叠床上，蚊子咬得满身是包。弟弟来了两次，每次待不到一个小时，接两个电话就走了，母亲从来不说他什么。
有一次宋棠听见母亲在走廊上跟隔壁床的家属聊天，那个家属说“你女儿真孝顺，天天在这儿守着”，母亲笑了笑说：“她应该的嘛，她小时候我没少操心。”
宋棠端着便盆站在走廊拐角，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钉住了。她想起四岁那年冬天被送到父母身边的茫然，想起八岁那年蜷缩在牲口棚里的夜晚，想起九岁那年光着上身走在路上的羞耻，想起那些年所有被忽略的节日、被遗忘的生日、被克扣的衣服和糖果。
你小时候我没少操心。
宋棠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便盆，忽然觉得特别好笑。她没有走过去质问母亲“你为我操过什么心”，没有把那些陈年旧事翻出来一件一件摆在母亲面前让她认账。她只是端着便盆走进了病房，把便盆放下，倒了热水给父亲擦了身子，然后去走廊尽头的开水房打了一壶热水。
那壶水很烫，她把壶换到另一只手上，虎口被蒸汽熏得通红。
她忽然想起八岁那年被关在门外，缩在牲口棚里过夜的那个晚上，也是这么冷，也是这么疼。
父亲出院之后，宋棠回了自己家。火车上她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退，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她这辈子好像一直在退，从四岁退到如今，退到了一个很远的、谁都不会注意到的角落。
弟弟结婚那年，母亲把省城那套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花了好几万块钱。宋棠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去参加婚礼，母亲在饭桌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弟弟结婚花了不少钱，你们做姐姐姐夫的，总得出点力吧。”
宋棠的丈夫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很多东西，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丝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宋棠在桌子底下握住丈夫的手，笑着说：“妈，我知道了，我们出一万。”
母亲嗯了一声，没有说谢谢，甚至没有说不用这么多，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那一万块钱是宋棠攒了半年的私房钱，她本打算用来给女儿报一个暑假的绘画班。后来女儿没有上那个绘画班，宋棠跟女儿说等明年再上，女儿说好，没有追问为什么，女儿从小就懂事，懂事得让宋棠心疼。
她有时候看着自己的女儿，会想起自己小时候。女儿也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也会在她忙的时候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不吵不闹，也会在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