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沟通都以同一种方式结束：沈玥戴上耳机，打开手机，开始刷短视频。
那个动作比任何一句骂人的话都更伤人。骂人至少说明她在听，她在乎，她愤怒了。而戴上耳机的意思是：你说的话不值得我浪费一秒钟去听。你的感受、你的疲惫、你的委屈，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站在那里说话的样子，跟窗外那棵树被风吹得沙沙响没有区别，都是背景噪音。
陈屿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彻底死心的。
也许是那天他发高烧还要爬起来做饭的时候。也许是那天他在公司被领导骂了、回家想找个人说说话、沈玥头都没抬的时候。也许是那天他看见沈玥的瑜伽年卡消费记录、发现她办了卡之后一共只去过三次的时候。也许是那天他算完账、发现自己的工资卡里只剩三百块钱、而沈玥刚刚下单了一瓶一千二的面霜的时候。
他不确定。但他确定的是，有一天早上他醒过来，睁开眼看见天花板上的裂纹，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今天要给沈玥做什么早饭”，而是“我今天能不能不回家”。
这个念头把他吓坏了。
一个结婚不到八个月的男人，早上睁开眼睛想的是“能不能不回家”。他的家不是一个他想回去的地方，而是一个他想逃离的地方。他在自己的家里活得像一个外人，不对，像一个仆人。仆人都比他强，仆人至少还有工资，他不但没有工资，还要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交上去，然后被嫌弃做得不够好。
那天他没有做早饭。他穿上衣服，洗漱完，直接出了门。他在路边摊买了一个煎饼果子，站在寒风里吃完了，然后骑着电动车去了公司。他坐在工位上发了很久的呆，同事叫他都没听见。
他拿出手机，给沈玥发了一条消息：“我想离婚。”
沈玥过了半个小时才回复：“你又发什么疯？”
“我没有发疯。我是认真的。”
“行啊，离就离。房子归我，车归我，彩礼不退。”
陈屿盯着那条消息看了足足五分钟。他把手机放下，拿起杯子喝了口水，又把手机拿起来看了一遍。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很奇怪，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脸上的肌肉扭曲着，眼睛里的泪光一闪一闪的。
他笑的是沈玥的第一反应不是“为什么”，不是“我们能不能谈谈”，不是“你哪里不满意”。她的第一反应是“房子归我，车归我，彩礼不退”。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商务谈判专家，在对方提出解约的瞬间，立刻抛出了自己的索赔条款。
他甚至有一瞬间觉得，如果沈玥跟他吵，跟他闹，哭着问他为什么要离婚，他可能还会心软，还会再给她一次机会。但沈玥没有。她的回应冷冰冰的，像一个精算师在计算一笔生意的清盘成本。
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段婚姻对沈玥来说，从头到尾就是一桩生意。她出的是她的脸和她的身体，他出的是他的钱和他的命。现在他不想干了，她要算的是违约金。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
没有争吵，没有拉扯，没有任何电视剧里演的那些狗血桥段。沈玥请了一个律师，陈屿也请了一个律师。两边的律师在会议室里谈了两个下午，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房子归沈玥，车归沈玥，彩礼不退，陈屿净身出户。唯一的“让步”是，沈玥同意不追究陈屿的“精神损失费”。
陈屿签协议的时候手没抖。他看着协议上那些条款，心里异常平静，像是在处理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签完字之后，他站起来，跟自己的律师握了握手，说了声谢谢，然后走出了会议室。
走廊很长，铺着灰色的地毯，墙上挂着一幅打印的风景画，画的是海边落日。他站在画前看了几秒钟，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跟沈玥结婚八个月，从来没有一起看过一次落日。不是没机会，是他每天下班回家就钻进厨房做饭，做完饭就洗碗拖地，洗拖完就累得瘫在沙发上，连抬头看一眼窗外的心情都没有。
他把最美好的八个月，最好的年纪，最多的钱，最真的心，全给了。最后换来的是一纸协议和一无所有。
办完离婚手续的那天晚上，他跟周远坐在这家大排档里，面前是七歪八倒的空酒瓶和一盘已经凉透了的烤串。他的眼眶红红的，不知道是因为喝了酒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他把最后一杯酒喝完，杯子轻轻地放在桌上，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哥，”他说，声音很轻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我真的尽力了。”
周远没有说话。他把手伸过去，按在陈屿的肩膀上，用力地按了按。陈屿的肩膀很硬，硬得像一块石头，那不是肌肉，是长年累月的紧绷和疲惫在身体里沉积下来的东西。
大排档的老板开始收摊了，铁皮棚子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最后只剩下一盏昏黄的灯泡还亮着，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