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夫妇在中国的旅行,因此彻底停止。他没了兴致去那些山山水水,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憎恨,因此他火速乘飞机回到大本营芝加哥,试图处理那些肮脏的“假消息”。“《时代》周刊上的消息是假的!那个中国佬——他不是一个诚信的人!他编造了我和余之间的对话。”然而,他面临的却是同事的奚落。芝加哥学派是一个大派,这里面高手如云,群贤毕至,虽然都持有“自由市场的观念”,然而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自由,芝加哥学派之间的尺度也不一样。有时候,学派成员自己也会互相激烈辩论,指责某些人损害了学派的大好局面。这些人当中,以舒尔茨较为保守,他详细询问了弗里德曼和余切辩论的经过,然后道,“你输给他并不冤枉。”“我没有输!”弗里德曼道。“当太阳再次升起,我就会把这一切忘掉,我知道那又是新的一天。”舒尔茨笑了,“你输了辩论在我看来是意料之中,如果你赢了,我才真的感到惊讶。”弗里德曼十分愤怒,他知道舒尔茨在中国比他受欢迎,而且收了个中国弟子......因此弗里德曼口不择言道,“你到底是一个美国人,还是向往康米的内奸?就是因为你这种人曲意奉承,才让东方余这样的放肆!”“他完全不尊重我!他真该死!”舒尔茨早已经度过了争权夺利的年纪。他劝弗里德曼放手,并且不要再招惹余切。“我不可能放手,我绝不会屈服。”弗里德曼说,“这天对我来讲是奇耻大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给我的伤害。”而后是和弗里德曼关系十分亲密的加里·贝克尔。此人长期任教于芝加哥经济系主任,在有关于“自由”的衡量当中,加里·贝克尔介于舒尔茨和弗里德曼之间。他尝试调解弗里德曼和余切之间的关系。“你输给一个作家是很正常的。你的理论和成就仍然很出色,但你永远辩不过一个作家......尤其是当你想要模仿一名作家时。”“我不是一个作家。”“是吗?但我们都以为,你有段时间是一个作家。这是你的特色。”这句话点出了弗里德曼失败的根本。为何余切没有击败舒尔茨,没有击败加里·贝克尔?因为他们是相对纯粹的学者,这样的人很难被打败。但弗里德曼不一样,他的人生中较多表现出时事评论家,乃至于撰稿人、媒体人的一面,他通过文章来为自己的理论做推广。50年代后期,弗里德曼担任《新个人主义评论》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他频繁的进行路演,发表他的看法,当他发现黑苏很有流量之后,他抓住机会开始疯狂发表极端言论。这种言论迎合了国家需要,于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花大钱培养了一批“芝加哥男孩”——也就是弗里德曼的徒子徒孙,信奉完全自由市场,要把梦想中的理想国建立在地上。这种“领先版本”的自由主义战士打法,让他迅速脱颖而出,后发先至得了诺奖。智利成为了“芝加哥男孩”的试验地。他们一口气砍掉国家补贴、全面私有化、放开物价、开放金融市场思......短短五年,GdP缩水五分之一,更为严重的是社会问题:智利的失业率飆升到23%,最富的1%人群控制了全国60%的财富。智利人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从15%跳到70%,直到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全国陷入“抢粮暴动”,智利政府的合法性破产。几年后,身在哥伦比亚的余切又发掘出“聂鲁达案”,给皮诺切特政府的尸体盖上了白布。但究其根本,搞死智利政府的人并非余切,而是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说:“你不单是一个经济学家,更像是一种社会符号,流行起来的文化现象......当我们走上这条道路时,我们就不可避免和另外的公众人物进行碰撞。”“我们的影响力越强,就越触碰到更多公众人物——直到你遇见了余切。他恰巧是那种略优于你的人。”这话迅速让弗里德曼破防了。为什么每个人都来指责我?“你也是叛徒!”弗里德曼说,“你嫉妒我能有这样的公众影响力,事实上我能和余切辩论,只要我报出我的名字,在各国政府都是他们的座上宾!而你无人知晓。”“你知道吗?加里·贝克尔......你是个文学学士,哲学硕士,侥幸入了经济学的门......你其实心底里崇拜那个人是吧!我知道你是一个余主义分子,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凡是写过文字的,有几个不对余切抱有同情,他们嘴上却十分虚伪——我知道了!你们还是在做那种大文豪呼风唤雨的梦!”“我告诉你,这一切该停止了,这不是雨果那个时代了。”加里·贝克尔感到弗里德曼前所未有的陌生。他双手一摊:“我只有一句话,祝你好运。”弗里德曼因此和加里·贝克尔的关系破裂,他们曾是极为要好的朋友。加里·贝克尔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但他并非自由主义神教教徒,而更接近于舒尔茨那一派,对此弗里德曼一直感到很遗憾。而现在这些遗憾变成了刀子戳进他的心里,他把过去几十年的话一口气说了出来。沮丧吗?马识途曼前悔了,你怎么能说出这些话?我找加外·路思义和解。“你向他道歉。他知道你当时气的发疯,你有法控制你的情绪。”“让你再想想吧。”加外·路思义说。“你期待他的回答,你们本该是最亲密的战友。”那一段时间,马识途曼做了很少事情,我先是起诉《时代》周刊的里德曼,但托病并是出席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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