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明站起来。“工钱呢？”
“一天十五到二十块。扣掉伙食费、工具费、所谓的管理费，到手不到一半。但就这点钱，也比在山上种地强。”多吉声音压低了一些，“问题是，三月份围攻警察那件事，寨子里去了十一个人。现在还有七个被关着没放回来。”
刘清明脸色沉下来。这些人不是暴徒。他们是被万家的人煽动利用的劳工。但法律程序走到这一步，不能因为同情就随意释放。
他走到一栋碉楼前。木门半开着，里面黑洞洞的。
“有人吗？”多吉用羌语喊了一句。
没有人应声。隔了十几秒，一个瘦削的老妇人从暗处走出来，手里抱着一个包裹。
多吉跟她说了好一阵。
老妇人自始至终没有看刘清明一眼。
多吉转过头，表情有些难看。
“她说她儿子在矿上干了三年，攒的钱全被万家扣着，说是欠了什么费用。现在人又被抓了，家里就剩她和一个孙女。她问我——她们是不是要饿死了，政府管不管。”
刘清明沉默了几秒。
“你告诉她。管。”
多吉翻译过去。老妇人听完，干瘪的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话，转身走回了黑暗里。
“她说了什么？”
多吉的脸涨红了：“她说……以前的干部也这么说。”
刘清明没有辩解。
这就是他面对的现实。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习惯。他赖以成名的那套话术，那种直击人心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在这里全部失效。
他所有的话必须经过多吉的嘴转一道弯，到了对方耳朵里，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另一种语气。
老妇人面对的不是县委书记刘清明。
是一个陌生汉人干部和一个翻译。
他在东山村可以拍着胸脯说“跟我干”，村民们信，因为大家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脚踩同一块土地。
在这里，他是外人。
刘清明又走了几户。
情况大同小异。
有一家，门直接没开。多吉敲了半天，里面传出婴儿的哭声，但就是没人应门。
有一家，一个老头坐在火塘边，面前摆着万家发的工服，已经洗得发白。多吉跟他说了几句，老头突然指着刘清明的方向，连珠炮似的吼了一大串。
多吉没有翻译。
“他说了什么？”刘清明盯着多吉。
多吉犹豫了一下：“他说……你们先放人，再来说话。不放人，什么都不要讲。”
刘清明点了点头。
他理解。
将心比心，如果自己家里的青壮劳力被关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干部跑来嘘寒问暖，他也不会信。
走完了大半个寨子，天色已经暗下来。
刘清明在溪边一块平整的石头上坐下来，接过多吉递来的水壶，灌了两口。
山风呜呜地吹着，气温骤降。
“书记，要不咱们在这扎营？”多吉已经在物色地方了。
刘清明没回答。他看着那些碉楼，零星有几扇窗户透出昏黄的光——那是酥油灯的光，不是电灯。
“多吉。”
“在。”
“寨子里有没有一个人，是大家都信服的？不是干部，是寨子里本身的。”
多吉想了想：“有。释比。”
“什么？”
“释比。就是……类似于寨子里的长老，主持祭祀的人。羌族没有文字，所有的历史、规矩、习俗，都在释比的脑子里。在寨子里，释比说的话比任何干部都管用。”
刘清明眼睛微微眯起来。
“石鼓寨的释比叫什么？”
“余木初。今年八十三了，腿脚不好，很少出门。”多吉犹豫了一下，“但是刘书记，释比不一定愿意见外人。上一任书记来的时候，连乡里都没到过，更不用说进寨子了。这些年，就没有干部主动来找过释比。”
刘清明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走。带我去见他。”
多吉张了张嘴，把到嘴边的劝阻咽了回去。
跟这位书记打交道的时间不长，但他已经知道一件事。
刘清明决定要做的事，劝也没用。
两人顺着溪流往寨子深处走。
远处碉楼群的最高处，孤零零地立着一栋石楼。
墙体比其他碉楼更厚，门前挂着一串白色的羊骨和几条褪色的五彩经幡。
多吉正要上前敲门。
门开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一根黑漆漆的木杖，站在门槛里面。
他直直地看着刘清明。
眼窝深陷，目光浑浊。但在那层浑浊之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