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索科洛夫站在人群边缘，看着眼前这狂热的一幕，看着那跳跃的火苗吞噬着象征债务的纸张，看着格里高利·扎哈罗夫被众人簇拥着，像凯旋的沙皇。一种混杂着灼热希望和冰冷疑虑的情绪在他胸中翻搅。那承诺像冬夜里的篝火，诱人靠近，却又让他想起谢尔盖办公室里那瓶伏特加刺鼻的气味。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催缴房租的纸条，指尖传来粗粝的触感。
格里高利·扎哈罗夫兑现承诺的速度，快得如同伏尔加河春季解冻时崩裂的冰排。他那些在街头巷尾、在工人俱乐部昏暗灯光下、在排队买面包的漫长队伍里反复宣讲的诺言，被印在粗糙的传单上，由一群眼神狂热的年轻人，在凛冽的寒风中四处散发。传单上印着他叉腰站在“红十月”厂大门前的照片，标题是触目惊心的《人民的工厂，归还人民！》。他成功当选了市苏维埃代表，旋即利用新获得的、界限模糊的“民意授权”，以雷霆手段“接管”了濒临破产的“红十月”机械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他的亲信们，在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清晨，被几个面色冷硬、自称“工人纠察队”的汉子客气却不容拒绝地请出了厂长办公室。谢尔盖走时，皮鞋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发出空洞的回响，他回头望了一眼车间里那些沉默的机床，眼神复杂，最终消失在风雪中。
工厂的烟囱短暂地重新冒出了浓烟，似乎象征着新生。扎哈罗夫兑现了他最诱人的承诺：分工厂。他站在堆满积雪的厂院中央，脚下踩着一个倒扣的汽油桶，对着黑压压的、裹着破旧棉袄的工人们宣布，巨大的车间、沉重的机床、甚至仓库里积满灰尘的螺丝零件，都将按照“最公平”的方式，分给每一个登记在册的工人家庭。工人们挤在飘雪的院子里，脸上交织着难以置信的狂喜和茫然。一个老钳工颤抖着抚摸冰冷的车床外壳，浑浊的眼里涌出泪水：“我的……这台‘ИЖ-15’，以后是我的了？”
然而，这狂喜如同西伯利亚短暂的夏日，转瞬即逝。当人们真正试图“分”走这些庞然大物时，残酷的现实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沉重的机床无法搬进狭窄的工人宿舍；没有统一的管理和原料供应，分到手的小零件毫无用处；更可怕的是，维持工厂运转所需的电力、煤炭、精密配件，随着原有管理体系的崩塌，瞬间断绝。烟囱的浓烟很快变成了稀薄的、病恹恹的白气，最终彻底熄灭。曾经喧嚣的车间，只剩下空旷的回音和铁锈蔓延的寂静。分到“财产”的工人们，守着无法开动的机器和成堆的废铁，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与此同时，扎哈罗夫许诺的“面包与伏特加”的河流并未流淌。相反，城市陷入更深的混乱。原有的、效率低下的国营供应体系被他斥为“官僚毒瘤”而强行打碎，他鼓吹的“人民自给自足”却只是画在纸上的馅饼。商店的货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空瘪下去，排队的人龙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都绝望。黑市价格飞涨，一小块掺了木屑的黑面包，需要付出一星期的工资。伏尔加格勒陷入在了一种诡异且不可名状的氛围里。人们开始怀念谢尔盖时代——至少，在谢尔盖的治下，面包是定量的，但从未如此昂贵和如此遥不可及。
格里高利·扎哈罗夫并未消失。他依旧穿着那件簇新的呢子大衣，围着他标志性的猩红围巾，出现在城市各个角落。只是他的演讲地点，从工厂大院转移到了市苏维埃那布满灰尘的会议厅，或者某个挂着厚厚门帘的、烟雾缭绕的私人会所。他的声音依旧洪亮，但内容开始微妙地变化。他将矛头指向了更遥远的存在。
“看看！同胞们！”他在一次集会上挥舞着拳头，声音因愤怒（或是伏特加）而颤抖，“是基辅的官僚们卡住了我们的脖子！是首都的老爷们偷走了我们的粮食！是外面的‘敌人’，是那些嫉妒我们人民力量的资本家，在封锁我们！他们害怕伏尔加格勒的星星之火，燎原整个罗刹大地！”他痛斥“外部势力”的阴谋，将物资短缺归咎于“叛徒”的破坏，将工厂的瘫痪描述为“旧势力最后的反扑”。他承诺的“面包与伏特加”，被描绘成需要先“打碎枷锁”、“肃清内奸”才能抵达的彼岸。狂热开始掺杂进猜忌和恐惧。市苏维埃的走廊里，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的指控；邻居之间，因为半块面包的纠纷，眼神里便多了审视与防备。伊万·索科洛夫发现，连柳芭去排队买药，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被人盯上。
一个滴水成冰的深夜，伊万被一种奇异的寂静惊醒。白昼里街道上为食物争抢的喧嚣、邻居们压抑的争吵、孩子们因寒冷和饥饿发出的哭声，全都消失了。只有一种声音，宏大、沉重、令人心悸，在窗外的风雪中清晰可闻：当——当——当——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