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动容的是角落里的老鞋匠费奥多尔。他捐的汽油桶用彩线绣着“平安”二字，针脚细密，桶底却塞满了晒干的艾草、桦树皮与几颗圆润的白桦树籽。“孩子，”他枯瘦的手紧紧攥住年轻记者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的袖口，浑浊的老眼望向仓库方向，声音沙哑如秋风扫落叶，“汽油烧身是皮肉之苦。真正日夜煎熬、烧得人心口发烫的，是良心债啊。这债，得用真心才能还。”阿列克谢是《乌拉尔晚报》的愣头青，本揣着挖独家猛料的野心，此刻却觉脊背发凉。他眼角余光瞥见募捐台下——那些汽油桶投在青石板上的影子，竟如活物般诡异地扭动、拉长，影子的手脚互相推搡着，齐刷刷朝着乌拉尔山腹的方向，无声地爬行！
夜幕彻底吞没广场时，募捐台前已堆起小山般的汽油桶。月光惨白，桶身那些红漆十字架泛着不祥的血光。列宁铜像基座的石缝里，窸窸窣窣钻出个巴掌高的小老头，头戴破毡帽，身穿用旧麻袋改的袍子，正是乌拉尔民间传说里守护家宅的精灵“家神”。他拄着桦木小扫帚，踮脚瞅了瞅汽油山，咂咂嘴，用只有风能听见的声音嘀咕：“啧啧，人类又拿汽油祭奠愚蠢喽……想当年沙皇老爷硬调农奴假期，咱家神兄弟们集体罢工三天，灶王爷都冻得直跺脚！”他蹦跳着消失在铜像的阴影里，青石板上只留下几枚清晰的、小小的桦木鞋印。
仓库内，时间的流速变得粘稠而诡异。斯米尔诺夫的恐惧，渐渐被一种更深沉的、名为“荒诞”的冰水浸透。那刮擦桶壁的“刺啦”声停了。黑影缓缓掀开厚重的毛皮帽檐——雾气并未散去，反而聚拢成一张清癯、温和却写满沧桑的脸，鼻梁上架着一副与斯米尔诺夫款式相似、却更显陈旧的圆眼镜，胸前别着一枚边缘已磨损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徽章。
“我叫彼得·安德烈耶维奇，”声音温和得如同冬日壁炉里跳跃的火苗，“三十年前，我是乌拉尔拖拉机厂的调度员。您那篇光辉论文里，作为经典案例引用的‘一九八七年乌拉尔厂调休实践’，正是我当年含着泪、咬着牙执行的方案。”他枯瘦的手指向那桶汽油，指尖微颤，“那年五一，为凑足您理论中推崇的‘黄金周’，硬生生让全厂工人连轴转十二天。女工玛莎·谢尔盖耶夫娜，才二十八岁，怀里揣着给病中幼子买的铃兰花，累倒在轰鸣的车床边……再没醒来。她儿子，如今该有您孙子那么大了吧？”
斯米尔诺夫如遭重锤击胸，眼前阵阵发黑。他清晰地记起论文里那句冰冷的注脚：“……实践证明，短期高强度工作可有效提升节前生产效率……他从未想过，“效率”二字背后，是玛莎手中那束永远无法送达的、枯萎的铃兰。
“您可知，”彼得的声音陡然变得空灵浩渺，仓库四壁的阴影如水波般荡漾开来，浮现出流动的、无声的光影：苏联时期灯火通明却死气沉沉的厂房，工人们眼神空洞如提线木偶；东正教教堂金色的穹顶下， 家里人因调休错过的受洗仪式而抱头痛哭；风雪弥漫的乌拉尔林海，护林员因假期错位未能及时救援迷路的采菇孩童，雪地上只余半串绝望的脚印……“我们并非劫匪，斯米尔诺夫同志，”彼得摊开双手，掌心升起无数细碎的、萤火虫般的光点，每一点光里都映着一张模糊却充满遗憾的脸，“我们是被您‘科学’撕碎的时间碎片，是无数个未能团聚的圣诞夜，是无数双望眼欲穿却终成空的眼睛。这桶汽油？它不过是面镜子——照见您心中那桶名为‘漠视’的火。”
话音落处，那桶红漆汽油“砰”地一声轻响，并非爆炸，桶身如花瓣般向四周舒展、消散！涌出的并非烈焰毒烟，而是漫天飞舞的、泛黄脆弱的日历纸页。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日（复活节）……纸页上的日期疯狂跳动、撕裂、重组，发出沙沙的悲鸣。斯米尔诺夫看见年轻时的自己，伏在堆满书籍的案头，眼镜片反射着“科学”“效率”“生产力”等冰冷词汇的寒光，嘴角带着智者的微笑；他看见玛莎的幽灵，捧着那束永远新鲜的铃兰花，对他轻轻摇头，眼中没有怨恨，只有无尽的悲伤与询问。他双膝一软，重重跪倒在冰冷的泥地上，滚烫的泪水砸在飘落的纸页上，洇开深色的圆斑，声音破碎如裂帛：“我错了……我全错了！我只在账本上计算数字，却忘了人心是杆最精密的秤！忘了假期是上帝赐予凡人的呼吸，是母亲等待游子归家的炉火，是孩子眼中对节日的期盼！我……我罪该万死！”
广场募捐正至癫狂顶点。阿列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