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彼得罗维奇，一个瘦削如枯枝的男人，便是这谢尔盖耶夫卡里唯一还懂得“换”米粒的人。他的妻子玛莎·伊万诺夫娜，却只懂得“要”米粒。玛莎的美是那种病态的、浮在表面的美，像冬日河面上薄薄一层冰，透着光却冷得刺骨。她总在伊万疲惫地拖着空麻袋回家时，用指尖轻点他冰凉的肩头：“伊万，米粒呢？我的米粒呢？你又去给那些老家伙们跑腿了，像条狗一样。”伊万从不争辩，只是沉默地解开麻袋，倒出几粒干瘪的谷子，放在玛莎摊开的手心。玛莎的指尖立刻蜷缩起来，仿佛那米粒是烧红的炭火：“就这？这能填饱肚子吗？我闻得到，你身上有汗臭，还有那些老家伙的臭味！”
伊万的汗臭，来自他每天在“伏尔加磨坊”干的活——那是一座半塌的石磨坊，由镇上最富有的商人科斯佳·尼古拉耶维奇掌控。科斯佳是个圆胖的家伙，下巴上总挂着油渍，他给伊万的“报酬”是两把发霉的米粒，外加一句：“伊万，你这老狗，跑得比兔子还勤快，可别忘了，米粒是恩赐，不是工资。”伊万点头哈腰，把米粒塞进玛莎的裙兜，然后继续在磨坊的寒风里推磨。磨坊的齿轮发出刺耳的呻吟，像在嘲笑他的卑微。玛莎却把米粒当成了天经地义的恩典。她开始挑剔：米粒要饱满的，不能有虫眼；要热的，不能冷的；要能换新衣的，不能只够糊口。她不再满足于伊万的米粒，而是把目光投向镇子上那些衣着光鲜的男人——比如镇长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他总在“红砖食堂”里晃荡，皮靴锃亮，口袋里鼓鼓囊囊地塞着米粒，随手就撒给玛莎。“来，小猫，尝尝我的米粒。”弗拉基米尔的笑声在食堂里回荡，像一把钝刀，割得伊万的胃生疼。玛莎的嘴角弯起，像猫舔着鱼骨，她不再等伊万的米粒，而是主动凑过去，把手指插进弗拉基米尔的口袋，轻轻一捏，便掏出几粒饱满的谷子。
伊万的肺里塞满了风雪和沉默。他不再抱怨，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坐在自己那间漏风的木屋里，用冻僵的手指，把仅有的米粒一粒一粒地数好，放进一个破陶罐。罐子是玛莎的嫁妆，刻着歪歪扭扭的“幸福”二字。伊万数着数着，突然咳起来，咳得整个屋子都在抖。他摸了摸胸口，那里像被冰锥扎穿了。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在伏尔加河畔的冰面上教他捕鱼——“孩子，鱼不是天上掉的，是手里的钩子钓的。”可如今，钩子早被玛莎的索取磨成了铁锈，他只剩一双空手，和一具在寒风中慢慢散架的身子。
玛莎的索取终于到了尽头。一个雪夜，伊万拖着病躯，从磨坊回来，手里攥着两粒米。他刚推开门，就听见玛莎在屋里和弗拉基米尔的笑声。弗拉基米尔的皮靴在地板上踩出响亮的“啪嗒”声：“玛莎，别理这老废物，跟我走，我有新米粒，能换整条毛毯！”玛莎的笑声像碎玻璃：“伊万，你听到了吗？弗拉基米尔的米粒，比你的暖和多了！”伊万没说话，把那两粒米轻轻放在桌上，转身就走。他没回屋，而是直接倒在了雪地里。雪片落在他脸上，像冰凉的吻。他想，反正米粒也没了，倒不如让雪埋了。
第二天，玛莎收拾了仅有的几件破衣裳，跟着弗拉基米尔走了。伊万在雪地里醒来，浑身僵硬。他没去找玛莎，而是拖着病腿，走到镇子边缘的废弃谷仓。谷仓的屋顶漏着天，但墙是结实的。他用捡来的木板，把漏风的地方糊上，又在角落里挖了个小坑，埋下仅有的几粒米——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种”。他开始干活，不是为了磨坊的米粒，而是为了自己的米粒。他砍来枯枝，生起小火，烤干了从河滩捡来的野草籽，再用石头磨成粉。他不再跑腿，不再哈腰，只是默默在谷仓里劳作。冬天的风在谷仓外呼啸，像一群饿狼在嚎，但谷仓里，火苗却一点点暖了起来。他把草籽磨成粉，拌上雪水，揉成小饼，放在火边烘烤。饼子的香气在寒夜里飘散，像一道微弱的光。他不再数米粒，而是数日子——每天一饼，慢慢养好病。他的病，是被玛莎的索取冻出来的，现在，他用劳动一点一点地化开。
谢尔盖耶夫卡的居民们开始议论伊万。他们说：“伊万疯了，那老骨头，还敢不给米粒？等着饿死吧。”可伊万没死，反而瘦削的脸上有了血色。他不再去“红砖食堂”，而是把烤好的小饼，用破布包好，悄悄放在镇子口的石缝里——给那些更老、更穷的老人。老人摸着饼，眼眶发红：“孩子，你……你这是干啥？”伊万只摇头，说：“米粒，是活的，不是死的。”他开始在谷仓的角落，用捡来的谷壳和干草，编成小筐，把草籽一粒粒地收进去。米粒的仓库，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