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里有人抽泣起来。
梅德韦杰夫继续说：“我以我的性命担保，你们的要求，我会一字不差地转达给上面。能争取的，我一定争取。不能争取的，我用自己的薪水补贴你们。如果这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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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下来，从怀里掏出一把折叠刀，打开，把刀刃抵在自己的手掌心上。
“——我就割下这块肉，给你们当抵押。”
人群轰动了。
几个老工人冲上去夺下他的刀，把他抱住了。有人哭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这是干什么！我们信您！我们信您！”
那天晚上，罢工平息了。
梅德韦杰夫站在厂门口，看着工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去。他的右手缠着绷带，那是他自己割伤的地方——伤口不深，但血流了不少。有人递给他一瓶伏特加，他接过来喝了一口，然后还给那个人，笑了笑。
格里戈里·佩特罗夫站在人群的边缘，看着这一切。
他看着梅德韦杰夫笑。那个笑容太完美了，完美得不像是真的。完美得像是从什么地方借来的，戴在脸上的。
那天晚上，格里戈里回到家里，从床板底下又翻出那个牛皮纸信封——那是三十年前父亲留下的，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了。信封里除了那份记录，还有一张发黄的相片。相片上是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站在一栋烧焦的房子前面。那栋房子的门框上钉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几个字：梅德韦杰夫商号。
相片的背面有一行褪色的钢笔字：伊尔库茨克，一八八九年。
格里戈里把相片翻过来，看着那个年轻人的脸。
那是三十年前的梅德韦杰夫。脸是一样的脸，眼睛是一样的眼睛——空的，没有光的。但那张脸上还有一个梅德韦杰夫如今已经没有的东西：一种狠戾的、原始的、不加掩饰的东西。那东西在相片上清清楚楚，像狼的獠牙。
格里戈里把相片凑近煤油灯，仔细看了很久。
然后他划燃一根火柴，把相片也烧了。
梅德韦杰夫活了六十七年。
在这六十七年里，他没有打过一个人，没有骂过一个人，没有拖欠过一个卢布的债务。他收养了三个孤儿，资助了七个学生上学，给教堂捐了三口新钟。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死于一九一八年的大流感，死前握着他的手说：“阿廖沙，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他哭了。
眼泪是真的。葬礼上所有人都看见了，他的眼泪滴在棺材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
叶卡捷琳娜下葬之后，梅德韦杰夫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卧室里，面对着那面落地镜子。
他坐了很久。
久到窗外的天从黑变亮，又从亮变黑。
然后他站起来，第一次走到镜子前面，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是一个老人。头发花白，眼角布满皱纹，嘴唇干裂，眼窝深陷。那双眼睛还是空的，但空了一辈子，已经空得有些慈悲了。
梅德韦杰夫对着镜子里的那个人，说了三个字。
声音很轻，轻得连他自己都听不清。
但镜子里的那个人听见了。那个人张了张嘴，也回了三个字，没有声音，只有口型。
然后梅德韦杰夫转过身，走开了。
他再也没有看过那面镜子。
一九二六年的冬天特别冷。奥涅加湖冻得结结实实，马车可以在冰面上跑。
格里戈里·佩特罗夫已经老了。他的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走路的时候要拄一根拐杖。他还在铸造厂当会计，因为他是少数几个会打算盘又识字的人。革命没有改变他的生活——至少没有改变太多——他只是从一个老板的会计变成了苏维埃的会计。
梅德韦杰夫也老了。他的工厂早就收归国有了，但他因为“一贯支持工人”的好名声，被留用在厂里当顾问，拿一份退休金，住在那栋石头大宅子的两间屋子里——其余的房间分给了五户工人家庭。
两个老人住在同一栋楼里，一个在二楼，一个在三楼。他们每天在楼梯上碰面，点头，问候天气，然后擦肩而过。
谁也没有提过三十年前的事。
谁也没有提过那个牛皮纸信封。
三月二十三号那天，梅德韦杰夫死了。
格里戈里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后面，看着棺材被放进墓穴，看着神父洒下圣水，看着工人们铲下第一锹土。他看了很久，久到所有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墓碑前面。
墓碑是大理石的，上面刻着：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梅德韦杰夫，1859—1926。愿主安息他的灵魂。
格里戈里盯着那几个字，盯了很久。
然后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他转过身，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不远处。那年轻人穿一件灰色的军大衣，和他年轻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脸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