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城市的边缘地带，靠近废弃的高尔基汽车厂旧址，有一条名为波尔沙亚·波克罗夫斯卡娅的街道。这条街道曾经繁华过，那是斯大林时期的事了，如今只剩下几栋剥落了墙皮的赫鲁晓夫楼，像几具风干的尸体般伫立在寒风里。街道的尽头，有一家名为幸福彼岸的婚姻介绍所，招牌上的红漆已经斑驳脱落，看起来更像是幸福绞刑架。
介绍所的主人名叫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祖布科娃，一个六十多岁的胖女人，体重约等于两头成年乌拉尔熊的总和。她的脸上永远涂着厚厚的脂粉，白得像面粉厂爆炸后的现场，嘴唇却涂得猩红，仿佛刚生吞了一只活老鼠。她的眼睛小而锐利，像两颗嵌在面团里的图钉，总能精准地刺穿每一个来访者的谎言——当然，这并不妨碍她自己成为谎言的制造商与批发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的一个下午，天空飘洒着细碎的雪粒，像是上帝在向下诺夫哥罗德倾倒过期的人造奶油。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正坐在她那间弥漫着廉价香水与霉味混合气息的办公室里，用一根镶着假宝石的烟嘴抽着牌香烟。她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厚厚的登记簿，封面上烫金的天赐良缘四个字已经磨损得只剩下二字，后面跟着的看起来像。
门铃响了。那是一种尖锐刺耳的声音，像是用指甲刮擦黑板的同时，还有人用锯子切割铁锅。
进来！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用一种介于女低音与男中音之间的嗓音喊道，那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仿佛她不是在经营一家婚姻介绍所，而是在指挥一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门被推开，一股寒风卷着雪粒钻了进来。门口站着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看起来像男人的生物。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下摆已经磨出了毛边，头上戴着一顶同样破旧的护耳棉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他的左手提着一个用绳子捆扎的破帆布包，右手拄着一根不知从哪个建筑工地顺来的螺纹钢，作为拐杖。
您好，尊贵的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男人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带着一种刻意的谦卑，我叫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莫罗佐夫，来自遥远的伊尔库茨克。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眯起她那双图钉般的眼睛，上下打量着这个不速之客。她的目光像X光机一样扫过奥列格身上的每一个角落，从他那双沾满泥雪的破军靴，一直看到他帽檐下隐约露出的、带着一道狰狞伤疤的额头。
伊尔库茨克？她吐出一口浓烟，烟雾在她面前形成了一道暂时的屏障，那可是个好地方，贝加尔湖的明珠，西伯利亚的巴黎。那你为什么跑到下诺夫哥罗德来？贝加尔湖的湖水不够你喝的吗？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低下头，用那只空闲的右手——如果那可以被称为手的话，因为它只有三根手指——拉了拉帽檐，做出一副羞于启齿的模样。
实不相瞒，尊贵的女士，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仿佛害怕墙壁会偷听，我是个流浪汉。在伊尔库茨克，我住在安加拉河畔的一座桥洞下面。那里夏天有蚊子，冬天有寒风，但最重要的是——他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那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那笑声像是两台报废的拖拉机在互相撞击，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嗡嗡作响。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她一边笑一边用那只戴着三枚巨大宝石戒指——后来证实都是玻璃制品——的手拍打桌面，这是我今年听过的最好的笑话！莫罗佐夫同志，您真是个幽默家！您应该去马雅可夫斯基剧院应聘，而不是来我这小小的婚姻介绍所！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没有笑。他保持着那种谦卑而略带忧伤的表情，等待胖女人的笑声平息。
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突然止住了笑，她的表情变得像西伯利亚的冻土一样坚硬，既然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还要来找老婆？桥洞下的浪漫不够您享受的吗？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叹息声悠长而沉重，仿佛包含了整个贝加尔湖的忧郁。
因为我被通缉了，他低声说，追我的人都是体制内的。在伊尔库茨克，我每睡一个桥洞，第二天就会有穿制服的人拿着我的照片来询问流浪汉们。我不得不一路向西，像一颗被踢来踢去的雪球，最终滚到了下诺夫哥罗德。
通缉？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眼睛亮了起来，那光芒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的哥伦布，又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您犯了什么事？抢劫？诈骗？还是——她压低声音，身体前倾，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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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