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下诺夫哥罗德的风雪更大了。天空像是一块巨大的铅板，随时准备压垮这座城市。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提前半小时到达了幸福彼岸婚姻介绍所，他的军大衣上积满了雪，看起来像是刚从面粉堆里爬出来的。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为他倒了一杯真正的伏特加——这是特殊待遇，通常她只给潜在客户喝那种用工业酒精兑水的东西。
那么，她坐在奥列格对面，像一位审讯官面对囚犯，让我们完善您的故事。您说您是通缉犯，前杀手，左眼失明，右手残疾。这些太负面了，我们需要转化。
转化？奥列格抿了一口伏特加，那液体像一条火蛇般滑入他的喉咙。
是的，转化。您不是通缉犯，您是为国家执行特殊任务的英雄，因为知道太多机密而被错误地通缉。您不是杀手，您是国家安全卫士。您的眼睛不是被子弹打瞎的，是在保护重要人物时受伤的。您的手不是在任务中残废的，是在拆除恐怖分子炸弹时失去的——
两根手指，奥列格纠正道，我只失去了两根手指。
三根，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坚持道，两根不够悲壮。还有，您需要一些情感元素。您说您弟弟刚去世，很好，但不够。您需要一个更宏大的悲剧——比如，您曾经有一个未婚妻，她在车臣的冲突中去世了，您因此心灰意冷，退出了江湖。
这会不会太复杂了？奥列格皱起眉头，他的独眼中流露出担忧，谎言越多，漏洞越多。
在罗刹国，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用一种哲学家的口吻说道，复杂的谎言比简单的真相更可信。因为人们宁愿相信一个精彩的故事，也不愿意面对平淡的现实。您要记住，您不是在欺骗一个人，您是在给一个人她想要的故事。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想要一个英雄，一个需要她拯救的、破碎的英雄。您就给她这个。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走了进来，她的样子让奥列格差点没认出来。她换了一件红色的羊毛大衣——虽然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但颜色依然鲜艳得像血。她的头发重新染过了，这次是一种深沉的栗色，让她看起来像是刚从首都——不……像是刚从圣彼得堡的某个贵族沙龙里走出来的。
下午好，莫罗佐夫先生，她的声音比昨天更加柔和，更加女性化您今天看起来……很精神。
您也是，索科洛娃女士，奥列格站起身，行了一个夸张的鞠躬礼，差点被自己的拐杖绊倒，您的腿……
好多了，娜塔莉娅微笑着，但那笑容没有到达她的眼睛，我换了一条更好的假肢。当然，是临时的，等我拿到保险金，我会去德国——我是说，去列宁格勒——定做一条真正的碳纤维假肢。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看着两人，满意地点了点头。她觉得自己像是一位导演，正在观看自己指导的演员们进行彩排。
很好，很好，她说，现在，让我们对一下口径。莫罗佐夫同志，您先讲述您的官方版本，然后索科洛娃同志来提问。我们要确保你们的谎言——我是说，你们的故事——能够互相兼容。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述：我，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莫罗佐夫，现年四十二岁，原克格勃第十二总局高级探员，代号贝加尔湖之鹰。十五年前，我在执行一项保护国家重要资产的秘密任务时，不幸被叛徒出卖，左眼被子弹击中，右手在随后的爆炸中受伤。任务虽然完成，但我因知道太多机密而被内部通缉，被迫隐姓埋名，流浪于西伯利亚的各个角落。我的弟弟，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是唯一知道我还活着的亲人，他每周在安加拉河畔的桥洞下给我送食物和消息。直到上周，他在布拉茨克的一场车祸中去世了。我悲痛欲绝，决定向西流浪，在高尔基汽车厂的旧址——我弟弟曾经工作的地方——悼念他。就在那里，我遇见了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
他说完，看向娜塔莉娅，眼中带着一种询问的神色。
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沉思了片刻，然后问道：您弟弟在高尔基汽车厂做什么工作？
质检员，奥列格迅速回答，他负责检查伏尔加牌汽车的刹车系统。
那么，娜塔莉娅继续问，您为什么戴着这顶军大衣？克格勃探员不应该穿便装吗？
奥列格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军大衣，然后抬起头，独眼中闪烁着悲伤的光芒：这是我弟弟的遗物。他死后，我除了这件大衣，什么都没有了。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鼓起掌来，那声音像是两块冻肉在互相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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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太精彩了！莫罗佐夫同志，您天生就是个演员！现在，索科洛娃同志，轮到您了。
娜塔莉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