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还问我,结局是什么。两只蟋蟀最后怎么了?它们跳出去了吗?它们得救了吗?
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们停止了互相撕咬。在那种极端的高温中,它们做出了最违背本能的决定——不是攻击,而是停顿。不是撕咬,而是抬头。不是仇恨,而是……某种类似理解的东西。
这够了吗?在那种温度下,这种停顿够了吗?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我坐在那个巨大的铁皮桶里,面对娜杰日达,面对继承的诅咒,面对脚下真实的火焰时,我做出了选择。我选择了记录,选择了见证,选择了——尽管这听起来很荒谬——选择了爱。
温度还在上升。这个世界,这个一九三八年的俄罗斯,这个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它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皮桶。我们都在里面,被加热,被激怒,被诱导着互相撕咬。党员和富农,工人和农民,老人和年轻人,丈夫和妻子——我们都是蟋蟀,在滚烫的铁板上寻找敌人。
但桶盖是敞开的。它一直是敞开的。我们只需要抬头看。
明天,他们要来逮捕我了。我的记录,我的见证,我的不当内容——它们成为了新的罪证。我会被带走,被审问,被……我不知道。也许我会成为另一只蟋蟀,在另一个桶里,和另一个受害者互相撕咬。也许我会拒绝,我会记录,我会见证,直到最后。
但无论如何,这个笔记本会被留下。它会被藏在某个地方,等待未来的某个公证人,某个债务人,某个蟋蟀。当它被发现时,我希望读者能记住:
火是真实的。桶是真实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桶盖——桶盖从来就不是封闭的。
抬头看。看在上帝的份上,抬头看。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彼得堡,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日
(手稿到此中断。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四日被逮捕,此后下落不明。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库兹涅佐娃于一九三九年被调任至西伯利亚某档案馆,此后历史记录中没有她的踪迹。那个铁皮桶的复制品在瓦西里被捕后被没收,据说被熔化成铁水,铸成了某种未知的器具。)
(但在彼得堡的某些老城区,在铸造厂大街附近,在涅瓦河的雾气中,老人们依然讲述着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公证人和一个寡妇,关于两只停止撕咬的蟋蟀,关于一个敞开的桶盖,以及——最重要的——关于那种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可能的、抬头看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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