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松了口气，转身要走，却闻到一股淡淡的烟味。他抬头，窗台上，一个烟头正冒着青烟，像一只微弱的眼睛。他冲过去，捡起烟头——是“红宝石”牌香烟，列宁格勒州特产，整个配送站只有亚历山大抽这个牌子。尼古拉记得清清楚楚，亚历山大死后，他特意买了一包新烟，放在次卧的床头柜里，盒子封得严严实实，没拆过。可现在，烟盒敞着，里面少了一根。
尼古拉的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他脑子里嗡嗡作响：“鬼……鬼魂？”
他不敢再待，连滚带爬冲出公寓，第二天就租了新房子，行李箱装得满满当当，像逃难一样。
多年后，伊万·彼得罗维奇·伊万诺夫——那个总爱在深夜讲怪谈的退休教师——在彼得堡的公寓里，对着几个围坐的邻居，讲起这个故事。他端起伏特加杯，清泉般的液体晃动着，映出他眼角的皱纹。
“朋友们，”他声音沙哑，像老式收音机的杂音，“你们知道吗？在罗刹国，连鬼魂都得遵守劳动纪律。不是社会主义的光荣，是生存的本能。”
他停顿了一下，环视一圈，眼神里带着苏联政治笑话中才有的讽刺。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那个农村来的小伙子，他不是自杀的。他是被‘社会主义’逼死的。在列宁格勒州，一个农村孩子，想在大学城找点活干，得先学会‘不累’。他每天扫地，擦桌子，连窗台上的灰都抠得比列宁的雕像还干净。可他的心，却像块冻僵的土豆，被感情的冰霜冻得裂了缝。他女友说他‘土’，他没吭声，只在纸上写‘对不起，组织’——这比死还可怕。在罗刹国，连死都得符合组织要求。”
伊万灌了一大口伏特加，继续道：“尼古拉搬走后，常跟我叹气：‘亚历山大，你扫得比集体农庄还干净，可活人连喘口气的自由都没有。’他以为鬼魂是来报恩的，可哪是报恩？是讽刺！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鬼魂还得打扫卫生，抽根烟，而活人却连‘不想活’的权利都没有。”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漆黑的彼得堡。远处，一盏路灯在风雪中明灭。
“你们看，”他回头，眼神锐利如刀，“在罗刹国，我们总说‘集体’，可集体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亚历山大在次卧趴了三天，没人发现他病了；尼古拉在公寓住了三年，没人发现他怕了。鬼魂的吸尘器声，比我们的拖拉机还响——因为它知道，劳动是光荣的，哪怕在坟墓里。”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讽刺的是，亚历山大死前，尼古拉给他买了一包‘红宝石’。新烟，没拆封。可鬼魂抽了一根，不是因为怀念，是因为习惯。在罗刹国，习惯比生命还重。我们连死都得按规矩来，活人却连哭都得小声。”
邻居们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伊万又喝了一口伏特加，杯底沉着几粒冰。
“那晚，尼古拉听见的脚步声，是亚历山大的。不是鬼魂，是习惯在走。吸尘器嗡嗡响，是劳动在回响。他没想害尼古拉，他只想把地板扫干净，像他生前一样。可尼古拉，这个‘社会主义建设者’，却吓得搬了家——因为活人怕鬼，而鬼魂却比活人还懂规矩。”
伊万转过身，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所以啊，朋友们，别怕鬼。在罗刹国，最可怕的不是鬼魂，是活人。我们总在说‘集体’，可集体里，每个人都在独自死去。亚历山大在次卧趴了三天，没人问‘你怎么样’；尼古拉在公寓住了三年，没人问‘你怕不怕’。鬼魂打扫卫生，是因为他生前太认真了——而活人，却连认真活着的勇气都没有。”
他走到桌边，拿起一个旧烟盒，里面空空如也。
“你们看，这烟盒，是尼古拉留下的。他后来搬了新家，烟盒还放在书架上。他常说：‘亚历山大，你扫得比集体农庄还干净，可活人连喘口气的自由都没有。’”
他停了停，声音轻得像叹息。
“在罗刹国，我们总说‘时间会冲淡一切’。可时间没冲淡什么，它只把痛苦变成习惯。亚历山大的鬼魂，还在打扫；尼古拉的恐惧，还在蔓延。讽刺的是，亚历山大死前，他女友说他‘土’，他没反驳——因为‘土’是光荣的。可他死了，鬼魂却在打扫，因为‘打扫’是光荣的。”
他喝干杯里的伏特加，杯子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所以，朋友们，记住：在罗刹国，最恐怖的不是鬼魂，是活着的人。他们总在说‘社会主义万岁’，可万岁里，连死都得排队。亚历山大在次卧趴了三天，没人发现；尼古拉在公寓住了三年，没人发现他怕了。鬼魂的烟头，比我们的香烟还苦——因为它知道，活着的人，连抽根烟的自由都没有。”
窗外，风雪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