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在三楼，走廊又长又窄，墙壁是惨白的，墙上挂着几幅画：一幅是乌里扬诺夫在雪中行走，一幅是朱佳什维利在办公室看地图。可画中的乌里扬诺夫，眼睛是空的；朱佳什维利的嘴角，却向上翘着，像在笑。伊万的房间很小，一张铁床，一个铁柜，墙上贴着褪色的标语：“为祖国而战，永不放弃。” 他躺下，雪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影子投在墙上。突然，墙上的影子动了。不是他的影子，而是一个模糊的人形，像在哭。伊万坐起来，影子却消失了。他听见隔壁传来咳嗽声，不是阿列克谢的，而是更深沉的、带着金属回响的咳嗽。他想叫人，可喉咙干得像被砂纸磨过。
夜深了，雪停了，但病房里更冷了。伊万睡不着，他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不是护士的，而是拖沓的、沉重的。他从门缝里看，走廊空荡荡的，可脚印在雪地上，却清晰得像刚踩下——从病房门口一直延伸到走廊尽头，像一条通往地狱的路。他正想关门，门突然被推开，一个护士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药碗，碗里是黑乎乎的液体。她没说话，只把碗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转身走了。伊万没喝，他盯着碗，碗底沉着一小片黑色的叶子，像从墓地里捡来的。他想起纳瓦尼，那个被毒死的反对派领袖，他最后的遗言是：“他们用毒药，也用疯癫。” 他想笑，却笑不出来。
第二天清晨，伊万被叫去“治疗”。治疗室在地下室，门是铁的，门锁上刻着“克格勃”三个字，字迹被磨得只剩轮廓。治疗师是个秃顶男人，穿白大褂，可白大褂上沾着暗红的污渍。他递给伊万一张纸：“写你的罪行。” 伊万没动，只说：“我无罪。” 治疗师笑了，笑声像锯子在割：“无罪？你背叛祖国。” 他突然把纸扔在地上，纸飘到角落，上面写着“叛国”。伊万弯腰捡，可纸在空中变成了雪片，散在空中。治疗师说：“你疯了，雷梅斯洛夫。你该进精神病院。” 伊万抬头，看见治疗师身后墙上，赫然贴着纳瓦尼的照片，照片在动，纳瓦尼的眼睛在流血。伊万想跑，但脚被钉在了地上。治疗师的声音在耳边低语：“你也是疯子，就像他们一样。”
伊万回到病房，雪又下了。他看见窗外，阿列克谢站在雪地里，穿着旧军大衣，手里拿着一把铁锹，正挖一个坑。伊万冲到窗边，想喊他，可阿列克谢没回头，只继续挖坑，雪片落在他头上，像在给他盖棺。伊万想看清楚，可雪越来越密，阿列克谢的身影在雪中模糊了，最后，只剩一个坑，像一张嘴在等着吞掉什么。
第三天，伊万在走廊里遇见了另一个病人。那是个老女人，头发花白，穿着破旧的连衣裙，手里拿着一朵枯萎的玫瑰。她对伊万说：“你也是疯子。” 伊万没答，可老女人突然笑了，笑声像冰裂开：“你忘了，1937年，克格勃也这样收治人。” 她指向走廊尽头，那里有一扇门，门上贴着“秘密病房”。老女人说：“进去看看，你就会明白。” 伊万没动，可老女人推了他一下，力道大得像被鞭子抽中。门开了，里面黑漆漆的，只有墙上一盏灯，灯光下，站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像赫鲁晓夫。男人说：“你背叛了祖国。” 伊万想跑，可门在身后关上了，像被铁钳咬住。
在“秘密病房”里，伊万看见了更多。墙上贴满照片：纳瓦尼、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记者、还有那些在“爱国者”论坛上发言的人。照片在动，纳瓦尼在哭，记者在喊“冤枉”，发言的人在笑。伊万想撕下照片，可手穿过了照片，像穿过影子。一个声音在耳边说：“你也是疯子，雷梅斯洛夫。” 他回头，看见克格勃的影子站在墙角，影子在动，像活了一样。影子说：“你背叛了祖国。” 伊万吼：“我没有背叛！祖国需要我！” 影子笑了，笑声在房间里回荡：“祖国不需要疯子。” 伊万想逃，可影子扑过来，像雪一样压住他。
那天晚上，伊万在病房里醒来。雪停了，窗外是死一般的寂静。他听见墙在动，像在呼吸。他爬起来，走到墙边，用手摸，墙是温的，像在跳动。他听见低语：“你背叛了祖国。” 他转过身，看见墙上浮现了纳瓦尼的影子，影子在哭，眼泪是黑的。纳瓦尼说：“他们用疯癫，也用毒药。” 伊万想说话，可声音没了。他看见自己在镜子里，镜子里的他，眼睛是空的，像玻璃珠。他想喊阿列克谢，可阿列克谢的影子在窗外，正挖着坑，坑里全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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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伊万被带到“治疗室”。治疗师还是那个秃顶男人，白大褂上的血渍更暗了。他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精神康复计划”。伊万没接，只说：“我无罪。” 治疗师说：“你有病，雷梅斯洛夫。你该安静。” 他突然把纸撕碎，纸片像雪片一样飘在空中。伊万看见纸片